个月开始就能攒下钱往家寄了。
他算得很仔细，每一项开支都列得清清楚楚。但他没有算一样东西——他不知道母亲借王婶那五十块钱是什么时候还上的，也不知道那窝提前卖掉的猪崽比年底卖亏了多少钱。他更不知道母亲为了凑这笔钱，还卖了一次血。
这些账，他在往后很长很长的日子里，才一笔一笔地算明白。
三轮蹦子到了县城汽车站，赶上了最早一班去省城的长途车。他们把行李塞进底下的行李舱，爬上车找到位置坐下。赵大河靠窗，李穗满靠过道。车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皮革味，座椅上的皮子破了好几道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
车子发动的时候，李穗满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个手绢包。手绢的边角已经被他的体温焐热了，透过薄薄的布料，能摸到里面纸币的边缘。
八百块钱。
母亲说，她攒了很久。
他没有问到底是多久。
——
长途汽车在国道上开了五个多钟头，路过三个县城、两座小镇、一条河。河面很宽，水是黄的，桥上堵了一溜拉煤的大卡车，排气管突突突地冒着黑烟。
赵大河在车上睡了两觉，第一觉睡到一半被颠醒了，第二觉直接睡到了省城边上。李穗满一路没合眼，他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从麦田变成厂房，从厂房变成高楼。省城的天际线在午后的阳光里缓缓升起来，那些灰色白色的楼群像一片水泥森林，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把天空切割成大大小小的碎块。
“到了！穗满你看！到了！”赵大河扒着窗户，兴奋得像个小孩，“我操，这楼真高！得有二十层吧！”
李穗满没吭声，但他也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他见过的最高建筑是县城那栋六层的百货大楼，而眼前这些楼，像一根根巨大的筷子插在地面上，看不到顶。他想，这得打多深的地基，灌多少方混凝土。
长途汽车拐进汽车站，周围一下子嘈杂起来。喇叭声、叫卖声、拉客的吆喝声搅和成一锅粥。有人举着“住宿”“搬运”的牌子在车门口挤来挤去，操着各种口音喊叫着。空气里混着汽油味、烤红薯味、下水道的腥味，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城市特有的味道，又热又稠，糊在脸上黏糊糊的。
赵大河的表哥叫刘建国，说好在汽车站门口接他们。两个人背着行李在出站口站了十多分钟，才听见有人喊：“大河！这边！”
刘建国比赵大河大七八岁，个头不高，但很壮实，脖子和脸一样粗。他穿着一件沾满水泥点子的迷彩服，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过来，“上车！东西放后头！”
三轮车在省城的街道上穿行，刘建国一边蹬车一边跟他们介绍：“工地在大东边，新开发的那片。住的工棚，大通铺，一个月扣十块钱。吃饭有食堂，一天三顿，管饱不管好。”
“建国哥，一天能挣多少？”赵大河问。
“小工一天十五，技术工另算。”刘建国回头看了一眼李穗满，“你多大了？”
“十九。”
“看着瘦，有劲没？”
“在家种地，力气是有的。”
“那行，先干两天小工看看，要是机灵，能学点技术活。”刘建国吐了口唾沫，继续蹬车，“不过我可得先跟你们说清楚，工地上讲究能耐，不讲究情面。干不了就走人，谁也救不了谁。”
赵大河连连点头，“那肯定的，咱不给人添麻烦。”
三轮车拐进一条小路，路面坑坑洼洼的，两边是拆迁拆了一半的旧房子。碎砖烂瓦堆得到处都是，墙上用白灰刷着大大的“拆”字。再往前走，出现了一片工地。几栋没盖完的楼架子杵在灰黄的尘土里，脚手架密密麻麻地缠绕在上面，塔吊缓缓转动着长臂，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地响个不停。
李穗满看着那片工地，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的水泥灰尘灌进鼻腔，呛得他咳嗽了两声。但他心里忽然踏实了一些——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见了前面有一点光亮，哪怕那光亮只是一盏工棚门口的白炽灯。
工棚是一排简易的活动板房，铁皮顶子，夏天被太阳晒得滚烫，人走进去像是进了蒸笼。刘建国把他们领到其中一间门口，“就这间，八个人一屋，还有两个空铺。上铺是大河的，下铺是你的。”
李穗满把行李放进工棚，坐在光秃秃的床板上。床板是几块粗糙的木板拼起来的，上面铺着一张草席。枕头是一块砖头外面包了件旧衣服，被子是工地上统一发的薄棉被，上面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红字。
他解开怀里的手绢，把那八百块钱取出来，从行李袋里翻出一只袜筒，把钱塞进去，再塞回袋子最底层，上面压了两件衣服。然后他坐在床边，拿出纸笔，在膝盖上给母亲写信。
“妈：
我已经到省城了，住在工棚里，一切都好。明天开始上工，活不累。您在家别太劳累，该歇就歇。等发了工资我就寄回来。”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