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送过去，他收得利利索索的，连个磕巴都没打。
罗延龙说这话的时候，廖伟国还觉得有道理——不收钱的官他见过，收了钱不办事的官他也见过，但收了钱反手就把天给掀了的官，他活了五十多年是真没见过。
后来李承霄在病房里说“我给他五十万，按这个标准打他十遍”，廖伟国也只当是这位年轻书记胃口大、嫌五万少。他让罗延龙把医药费从五万一路涨到三十万，等着对方松口，等着那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数字浮出水面。
到今天他才明白，李承霄压根不是在讨价还价。他是在等他涨，等涨到足够多，好给“受贿”这两个字再多添一个零。
现在罗延龙进去了。进去之前跟李承霄交易的那些事，每一桩每一件，都可能变成案卷上的供词。而他自己——廖伟国，在病房里说的那些话、拎的那些早点、一笔一笔往上加的那些赔偿款，每一桩每一件，都被人记着。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第一页还是白的。一个字都没写。
胡跃进听到“五十岁朝上、趴了八年以上”的时候心跳漏了半拍，然后迅速在心里做了一道算术题。他今年四十九，在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干了五年。差一岁，差三年。
他悄悄吐了一口气，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了两行字。写的是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但手是稳的。
綦延年坐在主席台左侧，李承霄说话的时候他没有插嘴。他主持的环节本来该有个开场白，但李承霄直接接了话筒，没给他留那个开场白的时间。等李承霄说完，綦延年对着话筒沉默了片刻，然后照着手里的主持词念了下去——下一项议程、发言人、时间安排，一字不差，像一个合格的播音员。
他念的是什么，台下已经没人在听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还粘在李承霄刚才那番话上，像胶水一样扯不开。有人已经在心里盘算——自己在哪个位置上趴了多少年，分管过的领域跟罗延龙有没有交集，那些年签过的字哪些可能被翻出来，哪些人交代的时候会不会把自己咬出来。
綦延年自己也快念不下去了。稿子上的字一行一行地从嘴里过，脑子却在一片一片地发白。他忽然想到一个词，一个他在官场混了半辈子从没想过会用在县委书记身上的词。
然后他迅速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了出去。太不吉利了。
散会了。
没有人像往常一样三五成群地聚在走廊里抽烟聊天。二百多人沉默地往外走，脚步声汇聚成一种沉闷的嗡嗡声，像一群被驱赶着穿过窄门的羊。有人低头走得飞快，有人故意放慢脚步等着跟梁宽搭话，有人站在走廊拐角，眼睛却往会议室门口瞟。
梁宽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他把面前的材料收拢整齐，装进公文包，拉上拉链，动作不快。然后他站起来，整了整衣领，从主席台侧面走出来，经过廖伟国身边的时候脚步没停，经过胡跃进身边的时候也没停。
走到会议室门口，他忽然站住了。转过身，目光在空了大半的会场里随意扫了一圈，然后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某个还赖在座位上没走的人说的。
“我回办公室等你们。”
然后他推开会议室的门，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稀疏。县委办公楼外，街上的鞭炮碎屑还没扫净，被风卷起来，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打着旋。有几片碎红纸贴在了廖伟国停在大院里的车挡风玻璃上，被雨刮器夹住了，像两块没擦干净的血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