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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四月，上海的跨国技术谈判如期启幕。
哈里森带着默克的律师团与核心技术团队抵沪，一行人入住静安宾馆。不同于上次谈判桌前正襟危坐、针锋相对的紧绷姿态，这次李承霄特地亲自赶往机场接机。一路返程途中，他不急不谈公事，只陪着哈里森闲谈，聊上海街边抽芽的梧桐树，聊城隍庙地道的特色小吃，气氛松弛又平和。
哈里森始终礼貌应答，谈吐得体，可眼底深处，一直蒙着一层淡淡的审视与审慎，分毫没有放松戒备。
整场谈判连着谈了三天，始终卡在僵局里，毫无突破。设备采购价格几经拉锯，终于敲定，配套的技术培训费也基本达成共识，唯独专利使用费这道坎，双方死活跨不过去。
中方财政预算本就有限，早已捉襟见肘，再也挤不出多余空间；可哈里森的态度寸步不让，反复强调默克深耕这项医疗技术十余年，耗费了海量研发资金与人力成本，收取专利费本就是理所应当、无可厚非的商业规则。
第四天清晨，天色微亮，李承霄独自来到静安宾馆，敲响了哈里森的客房门。
房门打开，李承霄笑意平和：“威廉，今天不谈合同，我带你去看个东西。”
哈里森微微一怔，随即勾起一抹职业化的浅笑，语气带着几分试探：“布鲁斯，你又准备耍什么新手段？”
“去了你就知道了。”李承霄没有多说，只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黑色轿车驶出繁华的上海城区，沿沪太公路一路向北飞驰。窗外的景致层层变换，林立的高楼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连片的农田村落，平整的柏油马路也慢慢变成坑洼泥泞的乡间土路。
一路颠簸了两个多小时，车子最终停在一排低矮老旧的平房前。
哈里森推门下车，抬眼扫过四周荒凉朴素的乡间景象，眉头当即紧紧皱起。
“这里是哪里？”
“启东，江苏的一个县城。”李承霄立在他身侧，语气沉稳厚重，“你知道，这里的乙肝发病率有多高吗？”
哈里森沉默不语，没有作答。
李承霄也没有等他回应，径直迈步，朝着眼前的平房走去。
县防疫站的老站长早已在门口等候。一身洗得发白的藏蓝色中山装，布料陈旧单薄，脸上沟壑纵横，皱纹深得像是刀刻出来的，透着常年扎根基层的沧桑疲惫。他引着两人走进简陋狭小的诊室。
诊室条件简陋得超乎想象，墙面的白漆大面积剥落，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暗沉粗糙的青砖。一张老旧掉漆的实木办公桌，上面摊着几本翻得边角卷烂、字迹模糊的病历本，旁边摆着一个磨损严重的铝制饭盒，里面整齐放着几支玻璃注射器，是这个小县城最稀缺的医疗设备。
老站长翻开厚重泛黄的登记台账，一口乡音浓重的普通话，一字一顿地翻查念诵。这座仅有百万人口的小县城，单单去年新增的乙肝病例，数字触目惊心，让人心头沉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五岁以下的幼童。
他抬手指向墙上一张手工绘制的统计图表，语气平淡得近乎麻木，像是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工作汇报。泛黄的白纸上，手绘的感染率曲线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一路昂扬向上，数年居高不下，几乎没有回落的迹象。
“我们县太穷了。”老站长低声叹气，“疫苗根本供不上。去年一整年，全县新生儿里，能打上第一针乙肝疫苗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能坚持打完三针、完成全程接种的，连两成都凑不够。”
这时，哈里森开口，用英语低声问道：“这里的疫苗，来源是什么？”
老站长听不懂英文，茫然地看向李承霄。
李承霄将话语翻译完毕，听完老站长细碎的解释，却没有立刻转述。他静静伫立片刻，望着眼前简陋的诊室、孱弱的孩童，缓缓开口：“他说，大部分疫苗是省里统一调拨，剩下一小部分，来自各地公益捐赠。但数量太少了，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县里的孩子用。”
哈里森站在原地，彻底沉默。
随后，老站长领着众人穿过院内泥泞潮湿的空地，走到一间挂着“注射室”木牌的平房前。门口排着短短的队伍，清一色都是抱着孩子、满脸焦灼的农村妇女。
队伍末尾，一个年轻的农村妇人坐在长条木凳上，怀里搂着几个月大的婴儿。孩子面色蜡黄，瘦小孱弱，睡得极其不安稳，呼吸急促又微弱，看着格外惹人揪心。
老站长低声介绍：“这孩子出生就查出携带乙肝病毒，母亲也是阳性。我们站里给减免了一部分费用，但剩下的花销，对普通农家来说，依旧是一辈子都攒不起的天文数字。孩子父亲常年在镇上工地打零工，月收入不到一百块。”
哈里森缓缓蹲下身，目光落在襁褓中的婴儿身上。他小心翼翼伸出手指，轻轻触碰孩子滚烫的脸颊——小家伙正在发着高烧，孱弱的身体承受着病痛折磨。
孩子的母亲茫然地抬头，看着眼前高大陌生的外国男人，眼底没有多余情绪，只剩下被生活与病痛磋磨后的疲惫、无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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