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
表面造册呈报，暗中隐匿其妻族田产四十余顷。
更将一百三十余户隐丁，藏于祁连山麓之庄院。
郡守李崇遣吏核查，王昌以‘山路难行，胡羌出没’为由推诿拖延。
自十月至十一月，历时两月，核查之事竟寸步难行。
及至十一月末，郡守李崇亲率郡兵入山，方于山麓庄院中发现隐匿之户。
王昌见事败露，竟私调县卒百余人，持械抗拒郡兵。
虽有镇守使及时赶到，未致伤亡。
然此等以县卒抗郡兵之举，实与谋逆无异。
臣以为，王昌身为县令，受国厚恩，当率先奉行新政，为民表率。
而竟包庇亲族，隐匿田产，调兵拒命，罪在不赦。
依变革之法，包庇隐匿者与犯者同罪，以兵抗命者以谋逆论。
臣请夷王昌三族，以正法本，以儆效尤。
.......
另有酒泉郡会水县令赵猛，挟私报复一事。
会水县令赵猛，出自酒泉赵氏，其宗族在变革中被公审。
赵氏族长赵安及族中三人，因积年盘剥乡里，强占民田，逼死人命等罪。
经公审定罪，交由百姓处刑。
此案乃凉州镇守使张济亲临监审，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然赵猛怀恨在心，于十二月间，先后差人抓捕曾参与公审作证之百姓四户十七人。
诬以‘盗窃’‘抗税’‘通敌’等罪名，严刑拷打。
其中三人因刑重致死，五人致残，余者羁押狱中。
郡守马洪于巡查时察觉此事，赵猛见势不妙，焚毁审讯记录，欲毁灭罪证。
幸郡吏抢先一步，保全部分证物。
臣以为，公审之法，乃陛下圣意所定。
集众庶之公议，而定罪量刑，正为免有司独断，冤狱丛生。
赵猛身为县令，竟敢报复参与公审之百姓，此非独残害无辜，更是公然挑战国法，否定圣断。
依变革之法，报复公审证人者，与谋逆同罪。
臣请夷赵猛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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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张掖郡守李崇，酒泉郡守马洪。
两人虽在案中均有功绩，
然其二人身为郡守，督下不严。
失察之罪，实不可辞。
依变革之法，郡守于本郡变革负总责，属县有失，郡守连坐。
臣请将李崇，马洪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罚俸一年，记大过一次。
若日后再有过失，两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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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二者。
益州南部永昌郡郡守带头包庇宗族，阻挠新政。。
永昌郡地处西南，距京万里。
郡守杜融，永昌大姓出身。
其宗族在永昌，牂牁，益州三郡占有田土不下千顷，隐丁上千户。
新政之下，杜融非但不率先自清其家。
反而遣心腹快马驰报宗族，唆使其焚毁田籍，转移隐丁，藏匿粮谷。
牂牁郡守，益州郡守清查杜氏田产时。
发现田籍已付之一炬，隐丁亦被连夜迁往深山。
益州牧遣使至永昌郡督行新政，杜融阳奉阴违，表面配合，暗中阻挠。
益州镇守使察觉有异，亲自入山搜寻。
历时数日，终在深山之中找到被藏匿之隐丁百余户。
隐丁供称，杜氏宗族以‘若不从命，他日新政过后必加报复’相威胁，迫其连夜迁徙。
后一月中，陆续寻得隐户八百余户，还有数十户隐丁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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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为杜融身为郡守，理当率先垂范。
而竟唆使宗族焚毁田籍，转移隐丁，威胁百姓，此非独抗法，更是以郡守之权庇护宗族，残害黔首。
依变革之法，郡守包庇宗族隐匿田产隐丁者，与犯者同罪。
唆使焚毁田籍者，加一等。
臣请将杜融夷灭三族，悬首示众。
益州牧刘焉，身为方伯，奉天子之命牧守一州，负有督行新政之总责。
杜融所为，虽在永昌郡，然益州牧督下不严，竟使属郡郡守，公然包庇宗族。
历时月余而未能察知，其失察之罪，不可不究。
臣请将益州牧罚俸半年，记大过一次，令其亲赴益州郡督办善后事宜，以赎前愆。
除此三人之外，另有县令四十一人或多或少有越界之举。
《书》云：“功疑惟重，罪疑惟轻。”
然王昌，赵猛，杜融之罪，铁证如山，无可疑者。
李崇，刘焉之失察，亦无可辩。
臣请陛下准臣所奏，赏功罚罪。
使天下知陛下赏罚分明之德，朝廷变法之坚。
如此，则良吏愈奋，奸吏敛迹；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