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红军制服，是他从中国带回来的，不知哪支军阀部队的，肩上还缝着褪色的肩章。老人眼睛发亮，竖起大拇指：
“姑娘，你前几天说的，全对！远征军，罗卓英指挥！上帝啊，你要是我们沙皇时代的军官，至少是个总参谋长！”
刻律德菈苦笑。预言成真，不是荣耀，是重担。因为她知道接下来的剧本：英军会溃退，会把中国军队侧翼暴露给日军，会为了自己逃命而抛弃盟友——就像在敦刻尔克抛弃法国人，在新加坡抛弃澳大利亚人，在北非……不，北非不同。在那里，真正在战斗的是自由法国部队和法属殖民地的民兵，还有英属印度士兵。至于英国本土部队和意大利军队？刻律德菈在日记里刻薄地写道：“像两个刚入门的学徒在比武，花架子多，真功夫少。”
果然，三月传来的战报印证了她的担忧。
仰光沦陷。英军一枪未发，炸毁港口设施后北撤。中国远征军刚入缅，就失去补给港口。
同古战役。第二百师戴安澜部血战十二天，以寡敌众，伤亡惨重。英军承诺的侧翼掩护迟迟未至。
仁安羌。孙立人新三十八师以一团兵力击退日军，解七千英军之围。但获救的英军不是巩固阵地，而是继续北逃。
刻律德菈每天守在收音机前，手里的铅笔在地图上标注战线。那条代表中国军队的红色箭头，从仰光一路北退，退到曼德勒，退到腊戍，退到滇缅边境。而代表英军的蓝色箭头，跑得比红色箭头更快，更狼狈。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三月下旬的一天，她合上地图，开始收拾行李。
是时候回重庆了。莫斯科的冬天即将过去，但缅甸的雨季还没到来——那是远征军最后的机会，在雨季的泥泞中守住防线，或者，至少让更多人撤回国内。
离开莫斯科那天，安德烈中校来送行。这个内务部官员难得露出温和的表情：“你的监听报告很有价值。特别是关于日本动向的预测……虽然高层没重视，但事实证明你是对的。珍珠港，菲律宾，马来亚……全中。”
他递给她一个信封：“这是新的证件和联络方式。在重庆，会有人找你。继续你的工作，同志。”
同志。刻律德菈接过信封，没有打开。她知道里面是什么：新的身份，新的任务，新的危险。战争改变了一切，包括她这个曾经的记者。
漫长的旅途。从莫斯科到古比雪夫，到阿拉木图，到迪化（乌鲁木齐），到兰州，最后到重庆。沿途所见，尽是战争的痕迹：西伯利亚的军列满载坦克，中亚的集体农庄妇女在收棉花，甘肃的骡马队运送石油，四川的纤夫在长江岸边挣扎。
1942年4月初，她回到重庆。山城依旧笼罩在雾气中，但气氛明显不同了——不再是1940年那种“苦撑待变”的沉闷，而是焦灼、愤怒、无助。街上到处是标语：“保卫缅甸！”“打通滇缅路！”“援助远征军！”但更多的，是伤员——从缅甸撤下来的伤员，挤满了医院和临时救护站。
卖花女还在老地方。小姑娘长高了些，但更瘦了，脸颊凹陷，眼睛显得格外大。看见刻律德菈，她愣了一下，然后扑过来，死死抱住她的腰：
“姐姐！你回来了！我以为你……”
“以为我死在莫斯科了？”刻律德菈摸摸她的头，“还没那么容易。”
卖花女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姐姐，你要去缅甸，是不是？我听街坊说了，你是战地记者，要去最危险的地方。”
刻律德菈沉默。她确实要去。但不是作为记者，至少不完全是。缇宝给她的新任务之一，就是摸清缅甸战场的真实情况——日军兵力、英军动态、远征军士气，还有最重要的：那条穿越野人山的撤退路线，到底能不能走通。
“很危险。”卖花女的声音在颤抖，“隔壁张大叔的儿子去了，再没回来。李婶的女婿去了，只捎回一封信，说在野人山里，好多人都……”
“我知道。”刻律德菈蹲下身，平视小姑娘的眼睛，“但有人必须去。去告诉外面的人，那里在发生什么；去告诉上面的人，那里需要什么；去告诉死去的人，他们没有被忘记。”
卖花女咬着嘴唇，很久，才松开手，从篮子里拿出一朵最完整的白兰花，别在刻律德菈的衣襟上：“那你要回来。我每天给你留一朵花，等你回来，一起卖掉。”
刻律德菈眼眶一热，用力点头。
休整一周后，她出发了。同行的是几个外国记者——英国的托马斯坚持要去，他说“不能让中国人独自记录这场悲剧”；美国的罗伯特也来了，带着他的摄影机和成箱的胶片；还有苏联的伊万，塔斯社派他来“报道国际主义精神”。
他们先到昆明，再到保山。沿途所见，触目惊心：公路上挤满溃兵和难民，牛车、马车、挑夫、伤兵，混乱不堪。空气中弥漫着汗臭、血腥和绝望。不时有日本飞机掠过，俯冲扫射，人群像受惊的羊群般四散，留下几具尸体。
在保山，他们听说一支残兵从野人山撤出来了，正在南天门休整。带队的军官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