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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沁水县，端氏镇，十月中旬。
瓦格纳蹲在镇东头一段垮了半截的水渠边上，手里捏着半块砖头，翻来覆去地看。
渠是土渠，渠底淤了泥沙，渠壁被夏天一场洪水冲垮了三十来米。镇上的人说，这条渠还是民国初年修的，管着下游四个村两千多亩地。
渠垮了之后，下游的庄稼只能靠天收，今年秋粮减了三成。
“这土渠不行。”
瓦格纳把砖头扔在渠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
“水一冲就垮，年年修年年垮，修渠的人累死，下游的地还是浇不上。”
旁边站着的镇干部老赵——赵德贵，三十来岁，本地人，军管会时期就是端氏镇的临时负责人，后来正式当了镇长——叹了口气：
“瓦格纳同志，你说的这些，我们也知道。
可沁水县就这个条件。
石料要从二十里外的山里采，水泥——别说水泥了，连石灰都不够用。
上个月县上修水闸，石灰掺黄土凑合使，结果水一泡全散了。”
瓦格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开在渠埂上。
纸是从柏林转来的通知，施密特签发的《关于援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三条要求写在最上头。
他把通知看了两遍，折好揣回去。
“赵同志，我从前在县上待了一年，看报表、开会，以为新区的情况就是缺人、缺钱、缺物资。
现在蹲到镇上来了，才知道缺什么——缺的东西具体得很。
缺水泥，缺钢筋，缺抽水机，缺打井的工具。
这些东西，县上的报表里写不出来。”
老赵苦笑：
“写不出来。
县上的报表写的是‘水利设施待修复’，谁看得懂？”
“我看不懂，所以之前一年白干了。”
瓦格纳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现在我看懂了。
赵同志，你帮我把镇上管水利的、管供销的、还有几个村的老农都叫来，咱们把这条渠的账从头算一遍。
缺什么，缺多少，要多少工，要多少钱，一项一项列出来。列清楚了，我往上面报——不是报给县上，是直接报给援华物资分配组。
德国、苏联、东欧兄弟国家来了一批东西，水泥钢材工具都有，就等着各地报需求。”
老赵半信半疑：
“直接报给分配组？县上不过手？”
“县上知道就行，但不用县上一级一级往上报，报上去再往下分，猴年马月了。
新区的物资分配有专门渠道——东大中央和各国援华组联合办公，需求从基层直接报，分配组审核后直接调拨。
这是上个月刚改的政策，就是要快。”
老赵当天下午就把人叫齐了。
管水利的老孙头——五十多岁，以前在县城当过渠工，会看水——蹲在渠边把垮掉那三十米量了一遍，报了个数：
修成石砌渠，需要水泥八十袋、石料三十方、钢筋半吨、人工五百个工。
管供销的老周翻了翻账本，说镇上仓库里有石料十五方，水泥三袋，钢筋没有，工具只有几把破镐头。
几个村的老农蹲在旁边，一个说“渠修好了我出二十个工”，另一个说“我出十五个，但得管饭”。
瓦格纳把这些数字一条条记在本子上，当晚写了一封简短的申请报告，按新渠道发给了设在延安的援华物资联合分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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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沁水县来了车队。
头一批是六辆卡车，挂着苏联牌照，从太行山那边开过来，车上装着水泥——苏联产的马蹄牌，纸袋上印着俄文和中文两行字：“社会主义阵营兄弟互助”。
跟车的苏联同志叫科瓦廖夫，四十来岁，乌克兰人，以前在第聂伯河水电站干过，会一点中文，说话带浓重的卷舌音。
“八十袋水泥，够不够？”
科瓦廖夫跳下车，拍了拍车厢板。
老赵看着那六车水泥，眼睛都直了。
“够、够了。我们只要八十袋，你们拉了多少？”
“一百二十袋。多出来的四十袋，修渠用不完，留着修水闸、修桥。
你们这儿桥也不好，是吧？”
老赵还没答话，第二辆卡车后面拐过来三辆德国卡车，车斗里装着钢筋、五金工具和两箱子药品。
跟车的是德国同志弗朗茨·贝歇尔，三十来岁，原来是巴伐利亚一家机械厂的车间主任。他下车跟瓦格纳握了手，用德语说：
“瓦格纳同志，你在晋南的报告我们看了。水泥苏联同志给了，钢筋我们带了半吨，工具——三十把铁锹、十把镐头、五把瓦刀、两把水平尺。另外——”
他从驾驶室里抱出一个纸箱，“这是二十套农技小册子，德文的，不过翻译了一部分，图多，老农也能看懂。”
瓦格纳翻了翻，是德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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