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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四楼。
十月初的柏林已经需要穿外套了。
韦格纳办公室的窗户关着，玻璃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汽。
桌上摊着两份刚从东大转来的报告，一份厚，一份薄，并排摆着。
厚的那份来自陕甘宁边区，是贝克尔和另外几个德国援华同志联名写的；
薄的那份来自晋南，一个刚开始建设不久的地方，只有一个德国同志在那边，报告写得简短，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急。
韦格纳先看厚的。
贝克尔那份他上个月已经看过了，这次是连同边区政府的批复意见一起转来的。
他把边区政府的批语仔细读了一遍——林主席的批示，小先生制、流动识字班、典型户农技推广、行政村接生员四项重点，先试点后推广。
批语写得很实在，每条后面都跟着具体负责部门和时间节点。
他又翻开报告后面附的几份材料：
贺家湾识字班的学员名册，张有福家今年的收成记录，姚店到甘谷驿修路的进度简报。修路简报上有一段让他多看了两眼：
德国工会志愿建筑队三台压路机、一台碎石机、两辆自卸卡车、一台推土机，与当地群众配合，姚店到甘谷驿三十七里路段，原计划三个月，实际一个半月完成，劳力节省三分之二。
韦格纳在这段话下面画了条线，批了两个字：
“很好。”
然后他翻开薄的那份。晋南新解放区的报告，德国同志叫埃里希·瓦格纳，是贝克尔在柏林中央党校的同学，比贝克尔晚一年去中国，直接分到了晋南。
报告只有三页纸，写得仓促，有几处墨迹晕开了。
瓦格纳的报告开头先讲晋南的基本情况：
全区十一个县，人口约两百万，解放时大部分地区经过战斗，城镇破坏严重，铁路公路断了大半，工厂矿山停产，农村水利失修，春耕误了季节。
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了半年，然后东大派来的干部接手，目前正在建立各级政权，但干部严重不足。
然后他列了几条具体问题：
“一、老区来的干部只有一百多人，分到十一个县，每县不到十个。
区乡两级政权架子搭起来了，但很多区只有区长和指导员两个人，一个管行政一个管党务，下面没有专职干部。
村里还是靠原来的保甲长维持——这些人大部分是旧政权留用的，能力有，但靠不靠得住另说。
东大派来的干部说，老区当年是‘一个人顶一个区’，现在新区的摊子比老区大得多，人还是那么些人，根本铺不开。”
“二、各国援助的同志到了不少，德国来了十几个，苏联来了几个，东大老区也支援了一批干部。
但这些同志大部分集中在县级以上，主要做技术指导和政策咨询，下不到区乡。
瓦格纳自己所在的县，德国同志三个人，都在县上帮搞水利和农机，区里根本没人去。
他说，县上的同志想下去，但下去了县上的活就没人干，两难。”
“三、群众工作难做。
老区群众是经过多年斗争的，知道共产党是干啥的。
新区群众不一样，解放前听的是旧政权的宣传，解放后虽然分了地，但心里没底，怕变天。
有些村子连会都开不起来，干部去了没人来听。
瓦格纳说他参加过一次村民大会，到会的不到一半人，来的也多是老汉和娃娃，青壮年下地干活去了，叫都叫不来。”
“四、物资和经费严重不足。
新区要修水利、要建学校、要恢复交通，样样要钱。
上级拨的经费有限，老区那边也在建设，两边抢资源。瓦格纳说，他看到隔壁县一个德国同志在帮修水渠，水泥不够，用石灰掺黄土代替，结果水一冲就垮了，白干了一个月。”
“五、老区和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渠道不畅。
老区有经验的老干部不愿意离开老区——老区条件好、熟人多、工作顺手。新区这边苦，来了待不住。东大干部部门在中间协调，但老区不放人，新区急得跳脚。”
报告最后，瓦格纳写了一段话，字迹比前面更潦草：
“韦格纳同志，我在这里快一年了，干了不少事，但总觉得使不上劲。
在柏林学的那一套，到这儿发现水土不服。
新区和老区不一样，老区那套慢慢来的办法新区用不上，新区需要的是快、是猛、是先把架子搭起来再慢慢充实。
可东大同志说，老区的经验就是一步一步来，急了要出乱子。
两边意见不一致，我作为外国同志不好多说，但心里急。请中央指示。”
韦格纳把报告合上，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
他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两幅地图前。一幅是中国全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解放区和待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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