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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昭和六年到昭和十二年初，日本民众是被战争喂饱了的。
这不是一句空话。满洲的煤、大豆、钢铁，朝鲜的稻米和矿石，华北的棉花和劳工，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土，变成工厂的原料、军队的补给、民众餐桌上的廉价配给。
东京、大阪、名古屋的百货公司里，殖民地产的糖和水果摆满了货架；电影院里放着前线“皇军大捷”的纪录片，观众鼓掌欢呼；学校里的小孩被教唱军歌，歌词里写着“为了天皇，为了国家”。
战争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吐出来的东西里，有一部分确实变成了普通日本人碗里的米饭。
但机器是需要喂的。
喂它的燃料是人。
昭和十二年初，九州沿海传来的消息开始变味了。
先是釜山丢了，然后是朝鲜南岸全线崩溃。
朝鲜丢了，对马海峡就变成了前线。九州不再是后方了。
空袭警报从二月开始响起来，起初是偶尔一次，到了三月，变成了一周两三次。
东京的防空演习从每月一次改成每周一次，街上到处贴着“灯火管制”的标语，窗户上贴满了防碎纸条。
配给本上的米和煤油被一再削减，米从每人每天三百克减到二百五十克，再减到二百克。
黑市上，一升米的价格涨到了公定价格的八倍，而且还在涨。
最让民众感到恐惧的不是饥饿本身，而是他们开始发现自己被骗了。
反战影片里的那些画面——朝鲜的实验所、慰安所里的女人、被刺刀挑死的农民——这些东西在民间偷偷传开之后，像一颗种子掉进了裂缝里。
裂缝本来就存在的。粮食不够吃、儿子被征召、丈夫一去不回，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
以前政府说这些都是“为了胜利”，所以忍一忍，忍到打赢就好了。
但现在打了快七年，不但没打赢，战火反而烧到了家门口。
信任是一种消耗品。
用一点少一点。从满洲到九州，从九州到本州，每一次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每一次配给本上又划掉一样东西的时候，每一次收到“战死”通知的时候，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就被刮掉一层。
刮到昭和十三年秋天的时候，已经刮得差不多了。
千叶县。
房总半岛中部。一个叫大多喜的小镇。
三浦武夫坐在自家玄关的门槛上，看着对面的山坡。
山坡上原本有一片松树林，上个月被空袭炸掉了一半，剩下的树也歪歪斜斜的，松针枯黄，像一群站不直的伤兵。
他的右手攥着一块干硬的麦饼，那是今天早上邻居佐藤婆婆送来的。
他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麦饼里掺了树皮粉和野菜，面粉只占了两成，口感粗得像砂纸。
但他还是吃完了，一点碎屑都没掉。
三浦武夫，六十三岁，千叶县大多喜町人，世代务农。
昭和十二年，他的次子被征召入伍，派往朝鲜。
昭和十三年春，次子从朝鲜寄回最后一封信，信上说“部队在撤退，不知道能不能退到釜山”。
之后再也没有消息。三个月后，千叶县役所送来一个白布包裹，里面是一个方木盒，盒子里装着一块石头。
石头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英灵遗骨”。
三浦武夫把木盒放在佛龛旁边，没有打开过。
那天下午，三浦武夫第一次看到了联军的兵。
他们是从东边来的。
沿着镇子外面的那条碎石路，一排灰色的身影走进了大多喜的街口。三浦武夫坐在门槛上，从远处看到他们走近——一共大概三十几个人，穿着灰绿色的军装，戴钢盔，枪横在胸前。
他们走得不快，队形散得很开，但没有一个人踩到路边的田地。
三浦武夫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镇口有一棵柿子树，树上还挂着一些没摘的果子，已经熟透了，红彤彤的。
那些兵从树下面走过去，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
小镇上的人都躲在家里，从窗户缝里往外看。
没有人跑，也没有人迎接。
三浦武夫也没有动。
他手里攥着吃完麦饼后剩下的那一点碎屑，掌心全是汗。
联军的兵在镇子的广场上停下来。
一个看起来像军官的年轻人——个子不高，肩膀很宽，脸上有一道新结痂的口子——跟旁边的人说了几句什么。
然后有一个穿普通百姓衣服的日本人从队伍后面走出来，左臂上绑着一截红布条。
三浦武夫认得他——那是镇上开杂货铺的老板的儿子，叫中村健二，以前在东京念过大学，后来被征召入伍，听说在朝鲜被俘了，几个月前才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瘦得脱了相，但精神还好，说话也正常。
警察来问过一次话，之后就没人管他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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