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差两指就是颈动脉。他趴在一个翻倒的水泥推车后面，用一件不知是谁的衬衫压着伤口，抬头的时候脸色已经白得像那张被揉皱的安全评估表。
林越冲过去，揪住老赵的背心往沙袋后面拖，然后折回去拉阿科尔。碰到阿科尔背部湿透的工服时，他才意识到那是血——不是沾上去的，是往外渗的、温热的、比红土颜色更深的血。他把阿科尔拖到掩体后面的时候，那个十九岁的当地人抓了一下他的手腕，指甲陷进他手背的皮肤里，力道很轻，像在确认有人还握着他的手。然后那只手松开了，不是放手——是失去了力气。
“他还活着！”林越朝身后吼了一声，声音撕裂得他自己都认不出来，“把他抬进去！”
老何在枪声里弯着腰过来，把阿科尔扛在肩上往后送。林越又折回去拖老赵，动作已经不再是刚才那股冲劲——他拖着人往走廊走，脚后跟在地砖上打滑，手却始终没有松。
他把老赵拖到办公楼走廊里的时候，走廊的日光灯已经不亮了。有人在地上铺了急救毯，不是军用规格的，是园区医务室里拿来的一次性护理垫。张会计用半生不熟的止血粉往伤口上压，压了两层纱布，血还是往外渗。老宋靠在对面的墙上，颈窝的纱布已经被浸透了，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喊出声，手指死死抠着急救毯的边缘。走廊的另一头，阿科尔躺在一块拆下来的门板上，腹部的伤口被一件叠成方块的工服压着，工服是马鲁尔脱下来的，上面印着褪色的曼联队徽。阿科尔的眼睛还睁着，看天花板，嘴唇在动，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能发出一种很细很尖的呼吸声。
林越站在走廊中间，脚边堆着不知是谁丢下的一卷浸透了血的绷带。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几个小时前，阿科尔蹲在围墙下面帮马鲁尔灌莫洛托夫，汽油溅到手背上，他用红土搓了搓就算洗过了。林越当时从旁边路过，阿科尔抬头冲他笑了一下，缺一颗门牙。那时候林越在想什么？他在想消防水管能喷多远。他没有对那个笑容做任何回应。
没有同胞死。老赵的腿断了，老宋的颈窝被弹片削了，但他们会活下来。真正被死神的手指按住喉咙的是阿科尔和另外几个当地的护卫。他们是拿着最低工资的那群人，每天在工地上干最重的活，今天拿起了瓦刀和铁锹，替一群外国人守一扇不属于他们的门。他们的命在这片土地上最不值钱，但他们是挡在子弹前面的人。
现在换了。那些比林越专业得多的人来了。
对讲机响了。
一个陌生的声音，讲中文，带着北方口音，语速很快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园区守军，我是中方协调的应急响应小队。我们已经进入你们外围，请在楼顶识别信号——红色信号弹一发，现在。”
林越抓过马鲁尔手里的信号枪，冲上三楼。他推开那扇被震裂了玻璃的安全窗，把信号枪举过头顶，扣下扳机。红色光点划破夜空，在战场上方投下一小片橘红色的光。
对讲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声音，但这次语速慢了一点，像是确认了什么：“信号收到。我们正在通过外围。请坚守现有位置，不要出击，不要追击。”
林越按着通话键：“你们是哪支部队？”
对讲机那头停了大概三秒。然后那个声音重新响起来，语调没变，但多了一点不太容易察觉的东西——不是犹豫，更像是在决定要不要说真话。
“我们没有部队番号。你可以叫我砚台。”
林越没有继续追问。他站在楼顶，看着不远处那片被车灯照亮的土路上，三辆没有标识的军用悍马正在绕开维和部队的装甲车，从侧面切入园区外围。车身上没有蓝盔，没有维和字样，没有政府军盾徽。只有车门上喷着几个模糊的白色数字编号，在远光灯下反着光。首车炮塔上的机枪手没有戴制式头盔，头上裹着一块深色的阿拉伯方巾，夜风吹起来的时候露出下面一张东亚面孔。
悍马车队没有减速。他们在土路上扬起一阵红色尘土，直接碾过被炸断的铁丝网，顶到东侧围墙的豁口。首车悍马的车门打开，第一个跳下来的人穿着没有标识的沙漠色作战服，肩膀上挎着一把标准制式的突击步枪。他大步朝办公楼走过来，在门厅外那片被车灯照亮的水泥地上停下，扫了一眼还在燃烧的工程卡车和沙袋掩体后面那些握着扳手和消防斧的工人。
“谁是林越？”
林越从门厅里走出来。他的工装上全是血和红土，左肩的伤口用撕下来的衬衫袖子胡乱扎着，右手还握着那把只剩三发子弹的手枪。
“我是。”
那人看了他一眼——不是打量，是评估。评估他这个浑身是血的年轻工程师还能不能站稳。然后他把突击步枪的枪口朝下，伸出手。
“砚台。使馆让我来的。”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我们来晚了。”
林越握住那只手。那只手跟周明远的不一样，跟林建国的也不一样。掌心的茧子长在食指和拇指之间——不是掂勺磨出来的，也不是握工具磨出来的。是枪。
“不晚。”林越说，“我们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