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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枣宜会战中每一次调令的时机、每一次部署的位置，都精准得让汤恩伯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六月初苏杭让他从北线横向穿插的时候，汤恩伯把地图看了三遍，越看越觉得这一道命令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部队直接插进去正好卡在日军后卫部队的腰眼上，早了会被发现，晚了日军可就要跑了，这个尺度和时间的把握让汤恩伯忍不住拍案叫绝。
汤恩伯对于苏杭的评价就是："苏长官这个人，打仗跟下棋似的，他在你前面三步就把路铺好了。你只管走过去就行。"
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汤恩伯愿意服从苏杭，不是因为苏杭的官职比他大，而是因为苏杭的部署让他心服口服。
一个能让他少打仗、打胜仗的指挥官，他当然愿意配合。而李宗仁在台儿庄对他的调度，在他眼里是"拿我的部队去填坑"。
其实这种情况在国军当中还是挺常见的。
国军的体系里，一个指挥官能调动的部队，不取决于他的职务和军衔，而取决于他跟重庆的关系、他的派系背景、以及他在将领们心中的个人威望。
就比如说苏杭，除了他的嫡系部队苏家军之外，他想要调动其他的部队，只要不是造反，无论是地方军还是中央军，大部分的部队都是很乐意进行配合的。
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构成了远比指挥权本身更复杂的权力图谱。
李宗仁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拥有指挥权，但实际能指挥的只有桂系自己的部队和那些没有靠山的杂牌军。遇到汤恩伯这样的中央军嫡系，指挥权就打了折扣。
而苏杭作为牢蒋信任的中央军高级将领，天然拥有调动中央军部队的资格，再加上战场上的卓越表现，让汤恩伯这样的骄兵悍将也愿意服从。
战场上，在苏杭的协调指挥下，两路大军从北面和东面同时压迫过来，日军的活动空间开始迅速缩小。
日军被压缩在枣阳以东一片不足三十平方公里的区域里。
北面是汤恩伯，东面是十八军，西面是74军。南面虽然还没有完全被封住，但往南是汉水方向，想要渡河必须要有部队支援才行。没有补给也没有援军，就算突围出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三个方向的口子越收越紧，日军的阵地圈在一点一点缩小。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不愿意坐以待毙的日军向西发动了第一次突围。
一个联队的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两条公路交汇点冲击。日军士兵们端着步枪从阵地上冲出来，沿着开阔地向西跑，身后有迫击炮和掷弹筒在提供火力掩护。
74军的阵地上机枪立刻开始开火，左右两翼的交叉火力把开阔地切成了一片死亡地带。日军的士兵冲到半路就被压在了开阔地里，前面的人趴在地上不敢动，后面的人还在往前涌，人挤人，人挨人，尸体和伤员堆在路中间，后面的士兵踩着前面的人继续往前冲。74军的重机枪的火力已经普及到了，大量机枪同时开火，日军一露头就被打倒，一排子弹扫过去，倒下一片。
第一次冲击持续了不到四十分钟就退了回去。开阔地上留下了班组上百具尸体，有几个伤兵还在爬，被战友拖了回去。
下午三点左右，日军又组织了一次冲击。这次他们集中了最后几辆还有油的坦克打头阵，九五式坦克从阵地后面开出来，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往上冲。
74军的坦克连从土坡后面开出来迎了上去，双方在公路两侧展开了近距离缠斗。
T-26和九五式在田埂之间旋转、瞄准、开火，炮声一声接一声，烟尘从公路两边升起来遮住了半个天空。
日军的九五式炮塔转动灵活，近距离机动能力强，但T-26的火力更猛，装甲更厚，双方交火了将近二十分钟，日军的坦克不断被一辆一辆被击毁在公路边上。
步兵失去了坦克的掩护之后开始往后退。74军的机枪从侧翼追着打，退下去的步兵又倒了一批。
到黄昏时分，两次突围都被打退了。公路交汇点前方横着上百具日军的尸体和七八辆坦克的残骸。
74军的阵地上虽然也有伤亡，但整条防线还是完整的，机枪还在响，声音虽然比下午的时候稀了一点，但每条射击线上都有子弹在飞。
六月二十五日夜间，日军又组织了一次突围。这次规模小了很多，大约半个中队的步兵趁夜色摸向74军的阵地，想打一个突然袭击。
但74军夜间的警戒哨布置的相当完美，日军的偷袭部队刚爬到阵地前沿就被照明弹照了出来，机枪和手榴弹一齐招呼过去，十几分钟之后摸进来的日军就没了动静。
六月二十六日白天，日军的弹药基本耗尽了。阵地上的枪声越来越稀疏，有些机枪因为缺少子弹停了火，炮兵阵地上的火炮已经基本哑火了。
士兵们连续作战三天三夜，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有睡过一个整觉，有的人靠着战壕壁站着站着就睡着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以一种看得见的速度下滑。
中午时分，日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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