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衣口袋里，独自出了门。
戴笠的私宅在法租界福开森路上，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洋楼。铁栅栏围墙上爬满了常春藤，门口站着两个穿粗布短褐的“花匠”——腰间鼓鼓囊囊的，枪别得很隐蔽。
郑耀先报了名号和暗语，被领进了二楼书房。
戴笠穿着一件丝绸睡袍，手里捏着一杯凉了的牛奶。桌上摊着一堆电报和文件，烟灰缸里堆了满满一缸烟蒂。他显然一夜没睡。
“耀先。”戴笠抬起头，目光锐利如刀，“昨晚贝勒路的事，我已经收到三份报告了。调查科那帮废物——”
“处座，不是调查科的事。”郑耀先直接打断了他，“我这次来，有更重要的东西。”
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密报，双手呈递。
戴笠接过去，展开。
书房里安静极了。只有钟摆的滴答声和窗外早起鸟雀的啼叫。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条条金色的细纹。
戴笠看了不到三分钟，脸色就变了。
他放下密报，拿起牛奶杯喝了一口。然后又放下。牛奶已经完全凉了，他似乎没有尝出任何味道。
“这份情报从哪里来的？”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半个调。
“昨晚在贝勒路战场上，从一名被击毙的日方特工身上缴获的。铁皮密封文件盒，标注‘极秘’。内容由宋孝安逐字翻译。”
“你确认真实性？”
“文件格式、用纸、印章都符合日本陆军情报部门的规制。另外——”郑耀先顿了一下，“昨晚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狙击手。据我判断，此人就是日本特高课新任课长，代号‘毒蛇’。中野学校第三期毕业的王牌。”
“他在现场？”戴笠的眉毛挑了起来。
“不仅在现场，而且亲自动了手。用改装三八式步枪在三百米外狙击我的队伍，打伤了一名队员。我在楼顶和他交过手——打断了他的右手腕。但他有预留的撤退车辆，跑了。”
戴笠沉默了很久。沉默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用食指反复摩挲牛奶杯的杯沿。杯沿上有一道小小的缺口，是瓷器烧制时留下的瑕疵。
终于，他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窗前。窗外的法国梧桐树在晨风中沙沙作响，阳光透过树叶在他的丝绸睡袍上投下明暗交替的光斑。
“如果何部长死在上海——”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是自言自语，“整个特务处都得陪葬。委员长会把上海站从上到下全换一遍。包括我。”
他转过头，看着郑耀先。
“这件事，你来扛。”
六个字，简单直接。
“我给你最高级别的行动令——上海站所有人、所有资源，你都可以调动。李焕章的行动组也归你指挥。情报、通讯、后勤，你要什么给什么。但是——”
他走到郑耀先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力度不大，但分量极重——这一拍里有信任，也有警告。
“如果失败了——没人会帮你背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成了是戴笠的功劳。败了是郑耀先的命。在特务处，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功劳往上汇，责任往下沉。
但郑耀先没有犹豫。
“明白。”
“好。”戴笠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张盖着红色大印的文件——最高级别行动令。上面有戴笠的亲笔签名和特务处的钢印。这种文件整个上海站存量不超过五份——每一份都意味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拿着。”
郑耀先接过文件，折好放进内衣口袋。和密报贴在了一起——一份是日本人的暗杀计划，一份是中国人的反暗杀授权。
他转身准备离开。
“耀先。”
他在门口停下脚步。
戴笠站在书桌后面，手里又端起了那杯凉掉的牛奶。晨光照在他脸上，映出了眼角几道不易察觉的细纹——这个掌握着整个情报系统的男人，其实也已经不年轻了。
“那条蛇——断了一只手的蛇——比完好无损的蛇更危险。”他说，“因为受伤的蛇不会再理性地计算得失。它只有一个念头——反咬。不顾一切地反咬。”
“我知道。”
“你最好是真的知道。”
郑耀先走出了私宅的大门。
上海的早晨热闹而嘈杂——霞飞路上的早点摊已经开了，馄饨的香气和油条的焦香混在一起。黄包车夫们在路边揽客，此起彼伏地吆喝着。报童举着《申报》在大喊今天的头条——什么工部局的新条例，什么日本代表团的外交声明。
一切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太平。
没有人知道，五天之后，这座城市将成为一个杀场。
郑耀先拦了一辆黄包车，直奔特别行动组的办公地点。
一进门，他就看到所有人已经集合好了——宋孝安、赵简之、沈越、高洪桥，加上几个队员，全都站得笔直。桌上摊着宋孝安连夜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