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他们会坐什么座位。几个人一排。前面多少排——我从来没有在国际会议上以'真实的人'的身份发过言。以前是坐在侧面的小房间里面对委员会，或者面对一张长桌子，和一面白墙。这一次是面对几百个经过挑选的人，坐在观众席上。他们不会问我数据——他们会问我感受。我不知道感受能不能被讲出来——讲出来的感受还是不是感受。“
林晚晴从桌上把自己那杯喝完的空杯子拿起来，走到厨房又倒了一杯温水，端回来放在他面前。
“你以前在回调日志里是怎么写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书房的书架上拿回一本旧笔记——那是他回调期手写的排异日志，封面用铅笔写着“第3册——回调期“——里面密密麻麻记了好多页。他翻到中间某一页，把她当初用红笔圈过的几行字指给她看——
“自主感评分持续偏低很多天。写不出具体缺失在哪。不是运动精度的数据恶化——控制精度一直在提升。是那个'是我在做'的短句在我脑子里不再自动出现——以前每次伸手开门都会同步感受到'是我——在——伸——手'。现在伸手之前这个句子不见了。不是不能开门：是把门推开——动作全部完成——然后过了半秒才在意识中接收到'刚才那下——或许是你在推。'不是明确的分裂——是模糊。像在雾里看自己的手。“
林晚晴等了片刻，然后轻声说你不用想发言稿。把这一段翻译成你能在现场说的平常话——去掉“自主感评分“，去掉“运动精度“，就用你日记本上最前面那段——“每次推开那扇实验室的玻璃门，我都不确定推开的动作是不是我的——不是门打不开——是开了之后我在想：刚才是我推的吗。“就这样说。
他将打印纸折好放回公文包，说再过几天考虑。窗外夏至后的夜色已经凉下来。银杏和构树的影子在路灯下叠在一起贴着小区的水泥地，枝条各自在各自的层位上轻轻摇晃。
布鲁塞尔时间夏至后第一个周二上午，玛丽亚·冯在公约修订表决后的首次公开访谈中接受了一家瑞士独立媒体的专访。记者的问题聚焦在“公约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是否过度限制技术发展“。玛丽亚·冯的回答很简短。
“你把手放在桌子上。你看一下你自己的手背。你可以数一数手背上的毛细孔——你一辈子都不会数完。公约第二十一条保护的不是手背上的毛细孔——保护的是这个人在看到自己手背时确认'这是我的皮肤'的那个确认过程不需要被任何外部审查打断。如果你把'这是我的皮肤'之后被要求提交的校验报告打成压缩档发给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二级复核人员——你在那一秒已经半生活在没有皮肤确认的情况下。公约第二十一条就是用全部几十个缔约国联合声明的形式恢复了这一秒。“
她说这段话时没有看稿子和提示屏。这段采访在当天下午由瑞士媒体以音频和文字两种形式发布，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之后在各国神经科学界的内部邮件链中传得非常快。合众国中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在转发邮件附注中写道——“'你在那一秒已经半生活在没有皮肤确认的情况下'——这是公约成立以来最不是技术术语的法理阐述。但它比任何一篇论文更精确。“
玛丽亚·冯在这段采访播出后回到办公室。她打开那本她写了很多年的笔记本——里面最早的一页还留有她在布鲁塞尔雨夜写下的那句话——“我用了二十多年批评合众国模式，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我的批评也是一种对象化——我把活着的人的痛苦变成论文的严谨数据，把他们的犹豫变成案例分析里的'伦理困境'。“
现在她在这页下面加了一行字。
“我用了二十多年来批评别人。然后我花了剩下的一些年，把被批评者自己的数据变成了他们的保护——不再是我替他们说话，而是把被忽略的人推到前台——前到踩在桌子最中央的那排话筒上，让所有人看到这些人站在公约条款中的位置。不是导师——是通道。“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办公桌抽屉。窗外布鲁塞尔夏至后的傍晚天空还亮着柔和的蓝灰色暮光。远处欧盟总部大楼的星环旗在几乎没有风的气流中缓缓微垂。她关上抽屉，没有锁。这锁之前被换过一次——在谷雨之后的一个夜晚，那把她已经用过多年的旧锁忽然坏了——卡在抽屉前——但她从那时起就没有拿去修过。抽屉可以不开——但锁不想再上了。
夏至后的第二个周一，方涵在护栏第三批评估数据中发现了一条新的趋势。这条趋势在芒种和夏至时的数据中还不明显——因为退出申请的样本量太少——但在这批新数据中，退出人群的“信息不完整“标记与银行信贷评级自动下调之间的关联已经可以被初步勾勒为一条低度显著的相关线。她在护栏跟踪表的相关性分析中列了两个数——退出前评级中位数比退出后的同一组客户大约偏低一些，降幅的中位数受样本量限制对统计显著性的影响不敏感。但趋势方向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