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的神经资源分配给认知速度和多任务并行处理——你从别处拿走了资源。情感处理不是'附加功能'——它是人类决策系统的核心部件。没有情感的人不是更理性的人——是更差的决策者。神经科学文献中有一个经典案例：一个因脑损伤而丧失情感处理能力的病人，在实验室里可以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决策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然后因为无法做出决定而在沙发上坐了整整几个小时。没有情感就没有选择。情感是价值的权重——没有权重，所有选项将在犹豫中等价，选择就崩溃了。”
他把手从笔记本上移开，摊在桌面上。
“飞升积分制的效能评估维度——认知速度、多任务并行、体感精确度——全部集中在认知效率上。没有一个维度评估情感处理能力。没有一个维度问：这个人在做出判断时是否能够正确地权衡情感的权重。你评估什么，社会就奖励什么。社会奖励什么，人就变成什么。你把情感处理从评估维度中排除——你就是在向社会发出一个信号：情感不重要。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没有情感的人不是超人——是瘫痪的决策者。”
他拿起那份医学报告摘要，翻到最后一页。
“末了，这份报告在附录中列了一段讨论，作者们问了一个问题——'长期高负荷神经接口使用所观察到的灰质体积减少，是否可能部分归因于情感处理相关脑区的优先级被降低——认知功能的高强度使用在对情感功能进行系统性挤出，而大脑在以结构萎缩的方式适应这种挤出。'我读到这里时，把报告放下了。然后我重新拿起来，把这一段又看了一遍。在飞升积分制鼓励更多人高强度使用神经接口的背景下，这段讨论给出的信号是——在考虑效能积分时，人的大脑也值得珍视。”
他把报告放回桌面，摘眼镜，捏着鼻梁，没有再说话。
孟正则在整个宋怀之发言的过程中没有打断。他只是听着，十指交叉平放在桌面上。当宋怀之说完最后一句时，孟正则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没有攻防的姿态。
“宋院长提出的问题——情感处理被认知效率挤出——是真实的。我无法从神经科学层面反驳，因为我不是神经科学家。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回应这个问题。”
他把面前那张飞升积分结构表推到长桌中间。
“我现在提的飞升积分制不是一个'完整的最终版提案'——它是一个方向，一个框架。如果中枢同意这个方向，评估维度的设计将由中科院、卫健委、教育部联合完成。情感处理可以被纳入评估维度——如果科学支撑足够充分。宋院长的数据恰好提供了这个支撑。我们不需要在他们已经接受的评估维度上反复拉锯——我们可以把情感处理能力加到评估维度里。这样一个人——一个能同时处理工作和家庭、在竞争压力下仍然不对家人失去耐心的人——也能拿到积分。这是加一个维度的事。”
宋怀之没有反驳。但他也没有点头。他把老花镜重新戴上，翻开自己的笔记本，在页边写了一行字——字太小，坐在旁边的人看不清。
林知行把杯子往前推了几厘米。“孟部长，加一个'情感处理'的积分指标——恕我说的直白——这是把情感也变成效能。当你把'我对家人不对家人失去耐心'变成一个可测量的效能指标时，你已经在对它做效能化。它就不再是情感——它是被评估的效能。积分制的逻辑不是哪个维度被包含——是包含本身。任何一个被包含在积分里的东西，都被变成了可以排序的数字。”
他在桌面上用指关节轻轻敲了一下。“情感不是可以被排序的。我对我母亲的耐心——和宋院长对他外孙女的耐心——无法比较，也不应该被比较。这是积分制的根本问题——不是它漏了什么，是它包含什么。”
孟正则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林总，你刚才说的照护劳动的困境——很多护理员的双手在飞升积分制中不可见——我们是认同的。但这正是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更开放的积分框架——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现有的效能排行榜就仍然是唯一的社会承认机制。那个排行榜上第一名永远是脑控多台无人机的驾驶员，而护理员永远排在最后。你刚才说的困境不是一个反对积分制的理由——它是反对现有效能排行榜的理由。飞升积分制比那个排行榜更好——它至少可以被调整，可以被加维度。”
林知行说：“所以你在说——因为现有的机制不够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机制。但'更好'仍然在同一个方向上。我们在从'完全通过效能排行榜排人'走向'通过一个更精细的积分系统排人'。方向没有变——只是精度的提升。”
他拿起自己的水杯但没有喝，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圈。“我等了很多年——一直在等有人提出一个不在'排序'方向上的方案。今天还没有等到。”
赵豫章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