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晴接过这幅画，用手在画面上轻轻抚过。她抚过那些腐烂的旧根，抚过那些从旧根中间穿过去的新根，抚过那些小箭头和铅笔写的小字。她说这幅画让她想起了她父亲——他也是一个数学老师，在小县城教书，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他死后留下了一本习题集，最后一页上写的那句话——那个被虫蛀了一半的“计“字——现在还夹在韩部长的抽屉里，和一个国家的临界阈值公式紧挨在一起。她说这句话大概比她父亲一辈子教过的所有课都活得更久——不是因为它写得好，是因为它说的是真的。真的东西不需要被记住——它自己会往下扎，一年一年地扎深，然后在一个写字的人的抽屉里重新发芽。
周雨看着墓碑上刻着的外公外婆的名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妈妈以前告诉她，外公是一个从不发脾气的老人，他唯一的习惯是每天傍晚坐在书桌前改作业，用红笔在每一个错误旁边画一个极小的圈。她以前不太理解这个习惯的意义——现在她想，外公大概是在每一个学生做错的地方，用圈标注了“这个解法的第一步是从哪里开始的“。好的数学老师不是找学生的错误，是找学生走岔路的那个转折点，然后在那个转折点上画一个圈，让学生自己去看到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偏的。
林晚晴说对。她父亲从来不说“你错了“——他只是用一个圈，标注出“如果从这里重新开始会怎么样“。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很低，像是在和自己说话。周明远站在她旁边，把她的手从上往下抚了一遍——从手腕到指尖，抚过那些因反复握粉笔而磨出的茧。他说这个习惯他在韩部长身上也看到了——不是改作业，是在每一个制度漏洞旁边画圈。父亲用红笔在学生错题上画圈，韩部长用铅笔在临界阈值上画圈——两个人用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领域，做了同一件事：在错误最容易扩散的地方做出标注，让后来者知道从什么地方重新开始。
扫墓结束后，三个人在公墓外的一条小河边坐着吃带来的三明治。河水很浅，能看到河底的鹅卵石和偶尔游过的小鱼，阳光在水面上碎成无数块晃动的光斑。河对岸是一片还没抽出新叶的杨树，光秃秃的枝条在清明时节微凉的风中轻轻晃动。
周雨把最后一块三明治塞进嘴里，用手背蹭了蹭嘴角的碎屑，说清明有一个地方和冬至一样——冬至是一年里黑夜最长的一天，但从这一天起白天越来越长。清明是给已逝的人过的，但从这一天起新芽越来越多。冬至在说“光快要回来了“，清明在说“根从来没有走“。林晚晴看着她，想了想，说你把这两个节气连在一起了——冬至是光的转折点，清明是根的延续。光在上面，根在下面。一个是对将来的盼望，一个是对过去的确认。两个放在一起，就是完整的一年。周雨点头说对，就是完整的一年——没有了就不完整。走了的人也需要被记得，就像埋在地下的根也需要被新的根穿过——不是被忘记，是被继续。
从公墓回家的路上，周雨靠在林晚晴肩膀上睡着了。她的书包还抱在怀里，里面装着那幅在墓碑前摊开过的画，画纸上沾了几根清明时节特有的细长草叶——大概是在墓碑旁边的枯草中沾上的。林晚晴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清明傍晚的风吹进来。风里有泥土和新草混合的气味，还有远处某个农家院飘来的艾草青团的清香。
周明远坐在副驾驶座上，从后视镜里看着她们两个。他发现周雨的手在睡梦中还保持着握铅笔的姿势——拇指和食指微微弯着，中指在下面托着，和她在茶几上画画时的执笔姿势一模一样。他想起很多年前他在排异期的凌晨，手指不由自主地在抱枕上敲出凹坑，林晚晴在旁边数他敲了多少下。那时候他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会通向一个清明节，他坐在车上看着女儿在睡梦中还握着铅笔。
清明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陆沉在吴江旧厂房的工作站前完成了语言辅助接口的第五轮安全审计。
窗外水杉树的针叶已经换上了春天的第一茬新绿——那种绿不是夏天那种近乎墨色的深绿，是春雨洗过后带着一点点黄的嫩绿，每根针叶的尖端都还保留着一小截冬天残留的褐色，像是针叶还不太确定春天是不是真的来了。树根周围那一圈小水杉苗在清明的春雨中又蹿了一截，最高的几棵已经齐腰高了，针叶密密匝匝地围在母树旁边，像一圈绿色的栅栏。
本轮安全审计的范围与前四轮有所不同——陆沉在常规的溢出风险点和信号采集模块之外，主动新增了一项审计内容：关于“长期植入后慢性非特异性体感异常“的风险提示条款。他在审计方案的开头写道：“本设备为非侵入式语言辅助接口，不涉及植入手术，在目前已完成的全部多中心临床验证中未出现与疼痛相关的异常报告。但鉴于WHO已将'义体风湿'列为独立的临床观察条目，且星核科技伦理委员会已在安全基线中新增了慢性疼痛监测指标，本项目应在知情同意书补充说明模板中主动加入关于'长期植入后慢性疼痛'的参考性风险提示。这不是技术漏洞修补——是知情范围的主动扩大。“
他把这条新增条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