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吗”，回应那些在排异期反复敲枕头的夜晚——这些都是回应，不是承受。承受是压住，回应是接住。
周明远沉默了一会儿。窗外银杏树的枝条在夜风中轻轻晃动，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他说你在讲台上讲庄子，我在实验室里做回调。你做的是同一件事——回应。你在每一次学生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过时了”时，你回应的不是那个问题本身，而是那个学生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走时的茫然。你在每一个凌晨帮我数敲了多少下枕头时，你回应的不是那些数字，是一个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回来的人在黑暗中伸出手时需要的确认。他说他在布鲁塞尔听证会上说的那句话——“每一个参数都对应着某一天凌晨”——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说数据，其实他在说她。那些凌晨不是他一个人走过来的——她在旁边数着他敲了多少下。
林晚晴把手放在他手背上。窗外立冬前的最后一场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只剩下银杏树光秃秃的枝条在夜风中轻轻摇晃。窗玻璃上还残留着几道被风吹斜的雨痕，反射着对面楼上某扇窗户里透出的暖黄色灯光。
周雨从画纸上抬起头，把铅笔夹在耳朵后面，看了看沙发上的两个人，说你们在说什么——好像在说很重要的事。林晚晴说是的，不过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说。周雨点了点头，继续在她的画纸上描绘树根深处那些复杂的根系。她在一条侧根的末端画了一个极小的箭头，指向泥土深处的一个圆形区域，旁边写了几个字——“春天从这里开始。”
立冬前的一个傍晚，韩世清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几箱从父亲老房子里搬来的遗物。他戴着一副老花镜——这是去年体检时医生建议他配的，之前他一直不肯戴，坚持说自己的远视度数够用。但最近他在看文件时发现那些小字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在光线不够充足的傍晚。夫人把眼镜放在他书桌上，没有说任何话，他第二天就自己戴上去了。
赋分制法定化通过之后，他的工作量骤然减少。方涵接手了日常执行监督，秦铭在法工委推进认知完整性保护的立法预研，工信部那边的部际协调也不再需要他亲自出席——孙正在上次协调会之后再也没有提出新的修改意见。他每天仍然去办公室，但批阅的文件从过去的厚厚一摞变成了薄薄几份。他有了大量空白时间，开始在书房里整理父亲留下的那些遗物——几箱旧书、几十本备课本、一摞摞发黄的数学试卷，以及那本他翻了几十年的习题集。
今天他翻到一箱父亲在县城中学教书时的备课本。封面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数学备课笔记”和年份，纸页已经发黄，边角被翻得有些发毛。他翻开其中一本，看到父亲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教案——每一个定理的证明步骤都写得很详细，旁边用红笔标注了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父亲的笔迹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收笔处微微用力，在纸面上留下极细的凹痕。他在某一页上看到父亲写道：“若a+b=c，则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此定理之逆亦真。请同学们自行证明。”他在“自行证明”下面画了两道线——是父亲惯用的批注符号，表示这是重点。
他把备课本合上，放在一边。然后在箱子的最底层碰到一本薄薄的线装书。封面的边缘已经磨破，用透明胶带补过，透明胶带已经发黄，边缘翘起了一小角。他认出了这本书——这是他很早以前买的《庄子》，那时候他刚从科学院调来教育部，对政策制定还一无所知。他翻开书页，纸页在手指间发出干涩的沙沙声，在《逍遥游》那一篇的空白处，夹着一张发黄的便签。便签上只有两个字——“爝火。”字体是他自己的笔迹，但比他现在的字更小、更拘谨，像是写这两个字时心里还在犹豫。便签边缘被透明胶带粘在书页上，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他把便签拿起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他拿起钢笔，在便签背面又写了一行字：“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不是要与日月争辉，而是要证明夜不是唯一的存在。赋分制是爝火。临界阈值是爝火。父亲习题集最后一页的那行字也是爝火。”
他写完之后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很久。窗外长安街上，立冬前的晚风正吹过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那些枝条在暮色中轻轻晃动，和他多年前在科学院数学所出租屋里第一次推演临界阈值公式时看到的那棵梧桐树是一样的——每一年秋天都会把叶子落尽，每一年春天都会重新发芽。
他把《庄子》合上，放在书架上，和父亲的习题集并排。两本书紧挨在一起——一本发黄脆裂，虫蛀的边缘微微卷起；一本被透明胶带补过，封面褪色。中间隔了两代人的时间，但在书架的同一格，它们紧挨着彼此。习题集最后一页是父亲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那句话——“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庄子》中间夹着的是他用铅笔写下又被钢笔追认的“爝火”。两代人，用不同的语言，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在末位不可避免的排序中，人如何守住自己不被定义的那一部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长安街上，华灯初上。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在路灯下投出交错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