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时候，声音比他预想的更稳。这个名字他用了大半辈子，但在这种场合、对着这些面孔、以“亲历者”的身份说出这两个字，这种感觉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这不是效能评估表上的姓名，不是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不是工信部行业标准附录里那个被脱敏保护的编号。这是他自己的名字，和他出生时父亲在户口本上写下的那个名字是同一个。
“我的数据编号是被试ZY-01。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对这个编号很熟悉——它出现在贵公约第二十一条实施细则的脚注中，作为设定刚性最低安全观察期的关键参考。它出现在奥姆尼新加坡实验室的伦理框架中，作为安全观察期刚性条款的数据来源。它出现在合众国工信部的行业标准附录中，作为神经接口安全基线的核心参数。我的数据是唯一一套完整的、从标准接口到极端参数再回调至基线的人类活体长期随访数据。”
他停顿了一下，把手指从讲台上移开，放在自己面前。
“但在我成为ZY-01之前，我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在一家被结构性优化的公司里收到了裁员通知，然后为了不被淘汰选择植入神经接口。我签手术同意书时查遍了所有能查的技术白皮书，以为自己算清楚了所有风险。后来我才知道，那套数据是经过统计口径调整的。真实的排异反应发生率比官方数据高出好几倍。如果当时有人能告诉我真实的数据——不是‘极少数’，不是‘低风险’，是真实的人用真实的经历换来的真实数字——我大概还是会签字。但我至少会在签字之前，知道自己在冒什么风险。”
他开始讲述那些凌晨。
他讲到初级植入后的排异期——手指在枕头上敲出凹坑，妻子在旁边数着他敲了多少下。他讲到NGI-7测试——从十毫秒到一毫秒，意图与行动之间的缝隙被压缩到极限，他开始分不清是自己在动还是接口在动。他讲到四轮回调——每一轮都伴随着自主感的短暂下降，以及那个漫长的平台期。那段时间里每一天的数据都在说“没有变化”，但他自己知道某些东西还在被重新校准。他的妻子每天凌晨在旁边听着他敲了多少下枕头，帮他数。那些数字后来被整理成数据表格，被纳入安全基线文档，被写进行业标准和国际公约。但它们首先是一个人在凌晨用自己的手确认自己还在的动作。
他引用了他的回调数据——延时参数、自主感评分、平台期长度。他将这些数据背后的每一个凌晨逐一定位在时间线上：第一个月他在枕头上敲出了凹坑，每一天早上醒来都会先摸一下自己的手确认它还是自己的；第三个月他的自主感在平台期持续徘徊，妻子开始帮他数他敲了多少下；半年后他的平台期终于开始出现微弱的回升迹象。他将这三段时间节点逐一定位在公约实施细则中“刚性最低安全观察期”的标准来源上——平台期的长度不是理论推导的，是他一天一天积累下来的。现在它变成了一条所有人跨过去之前都必须在旁边等一等的时间线。
“每一个参数都对应着某一天凌晨，我用自己的手确认自己还在的动作。数据可以被脱敏，但那个动作不应该被忘记。”
他的发言在二十分钟内结束。计时器在最后一分钟开始闪烁，他用那最后一句话收住了全部陈述。台下沉默了一会儿——不是冷场，是很多人还在消化他刚才讲的那些凌晨。然后玛丽亚·冯轻轻带头鼓了掌，旁听席上随即响起一片掌声。有几个记者从屏幕上抬起头，开始飞速打字。
现场提问环节开始。一位来自北欧的专家——公约技术委员会成员，花白头发，戴着一副深色边框眼镜——举手提问。他说周先生，你走过这条路，现在你的数据被写进了国际法，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周明远沉默了一会儿。台下有人翻开文件，有人端起水杯又放下。他说：“意味着以后每一个签字的人，他在签字之前至少能看到一份更完整的数据。不是‘极少数’，不是‘低风险’，是真实的人用真实的经历换来的真实数字。那些凌晨不会出现在公约条款里，但它们会留在数据的每一个拐点上。我只是希望，这些数据能让后来者在签字之前多知道一些事情。”
听证会结束后，玛丽亚·冯在会议厅外的走廊里追上他。走廊很长，铺着灰蓝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各成员国的旗帜。她和周明远握了手——不是礼节性的握手，是握了很长时间，她的手指很有力，指节分明，掌心干燥而温暖。她说周先生，你在听证会上讲的那些凌晨，现在被正式记录在公约修订的听证会记录中。你的真实姓名——周明远——将出现在修订案附件的主要参考依据列表中，排在第一位。在此之前，你在这些文件中的名字一直是“被试ZY-01”或“数据贡献者”或“亚洲某公民”。周明远看着她，说：“‘走了很久的人’——这是张薇告诉我的，你对我的数据的称呼。这个名字，比我过去的效能评级都更接近我是谁。”
玛丽亚·冯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有工作人员推着一车会议文件从旁边经过，轮子在灰蓝色的地毯上发出极轻微的摩擦声。然后她说：“周先生，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在公约文本里写了‘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