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她还在用蜡笔区分颜色，画完之后把画举到他面前，说“爸爸你看”。后来她画过三个人在银杏树下拉着手、每只手的掌心有一个极小的蓝点。后来她画了小风和鸟的合作——共生比竞争更长久。现在她在画种子飞向更远的地方。
从“暖色和亮色”到“种子飞得更远”——这是女儿用自己的观察和笔触，一点一点想明白了那些大人还在会议室里争论不休的问题。不是拒绝技术，不是拥抱技术，是把表放在桌上，是共生比竞争更长久，是让种子飞到更远的地方。
晚上，韩世清在办公室里完成了赋分制法定化草案审议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他把方涵送来的最终版本从头到尾逐页核查了一遍——季度动态调整机制的条款措辞、竞争性例外条款的附加条件、独立监督专员条款的待议标注。每一条都在他脑海里对应着某一次部际协调会上的争论、某一份被反复修改的书面反馈、某一个在凌晨含完药之后继续批文件的深夜。
他拉开抽屉，拿出父亲的习题集放在桌上，和他新开的速效救心丸并排。习题集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那个被虫蛀了一半的“计”字，那个咬掉了言字旁的虫洞，那行蓝色圆珠笔写下的小字，在台灯下安静地待着，和他很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它时一模一样。他把习题集合上，放在标着“法定化”的文件夹旁边。两样东西并排躺在桌角——一样是父亲留给他的话，发黄脆裂，虫蛀的边缘微微卷起；一样是他留给这个国家的一部即将提交中枢表决的法律草案，封面崭新，烫金字体在灯光下闪着极淡的光泽。
窗外长安街上，梧桐叶已经开始微微泛黄。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立秋已至。
处暑前后，布鲁塞尔的天空是一片高远而干燥的蓝色。五十周年纪念公园里的梧桐叶开始微微泛黄，跑道上晨跑的人比夏天时少了些。张薇抵达布鲁塞尔的那天傍晚，玛丽亚·冯在欧盟总部办公室里接待了她。办公室窗台上那盆万年青的叶子依然绿着，被傍晚的阳光照得半透明，几片新叶从叶心里探出来。窗外凯旋门的拱顶在夕阳下泛着极淡的金色。
玛丽亚·冯把听证会的流程安排投在屏幕上——周明远的作证被安排在公约修订听证会的核心环节，他的发言将围绕“从极端参数到回调的完整神经适应性经历”展开，重点陈述自主感在平台期持续徘徊的主观体验，以及这些体验如何转化为实证数据来支撑刚性最低安全观察期标准的设定。她需要提前确认几个技术细节：他在陈述中引用的回调数据时间线、平台期长度对应的自主感评分变化幅度、以及他在欧盟线上听证会上首次提出的那句话——“数据可以被脱敏，但那个动作不应该被忘记”——是否可以正式录入公约修订的听证会记录作为实证依据。
张薇逐条回答了这些技术问题。她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把回调数据的完整档案——从NGI-7测试开始每一轮延时参数调整、每一次自主感评分波动、平台期每一天的数据记录——逐页投在屏幕上。她的手指在触控板上滑动时很稳，和她很多年前在星核科技十一层白板上画那两个圆圈时一样。她说这些数据是周明远用他自己的神经系统采集的——他在平台期那段时间每天凌晨都在数自己敲了多少下枕头，他妻子在旁边听着，帮他数。那些数字后来被她整理成数据表格，被星核科技架构组纳入安全基线文档，被工信部行业标准附录引用，被欧盟公约实施细则作为刚性最低安全观察期的参考标准。现在这些数字的主人即将在布鲁塞尔的听证会上，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把这些数据背后的每一个凌晨讲给全世界听。
玛丽亚·冯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暮色正在转深，五十周年纪念公园里的路灯已经亮了，橙黄色的光倒映在跑道上。她说这些年她从论文里读到过这套数据——在公约脚注里引用过这套数据，在修订提案中使用过这套数据，在她的私人备忘录里反复推敲过这套数据对“认知完整性”法益定义的支撑作用。但直到昨天收到周明远的确认函——上面签着他的真实姓名——她才真正感觉到这些数据背后是一个活人。不是被试编号，不是数据摘要，是一个有名字、有经历、有家庭的人。张薇说他一直都是活人——只是匿名保护让他看起来像一个编号。现在他选择摘掉这层保护，不是为了荣誉，是为了让那些还在考虑要不要签字的后来者能在签字之前看到一个有名字、有经历、有家庭的人，而不是一份被脱敏的数据摘要。玛丽亚·冯把这份确认函从文件夹里拿出来，用手在纸面上轻轻压了一下。
同一天，周明远在星核科技十二层的工位上收到了布鲁塞尔发来的正式听证会通知。邮件由欧盟公约秘书处直接发送，抬头印着欧盟标志和公约全称，正文措辞极其正式，确认他作为“数据贡献者与亲历者”受邀在即将召开的公约修订听证会上以真实身份作证，作证时间安排、发言时长和陈述要点均在附件中详细列明。
陈默帮他打印了这份邮件。她从打印机里取出那张还带着余温的纸时，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纸页左上角欧盟标志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