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措辞的意思——中枢的人事安排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因为某一个部委的推荐就提前做出决定。但“收悉”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办公厅已经把这份推荐纳入了待议事项，没有退回，没有要求补充材料，没有质疑推荐的合理性。
他把回复函看了两遍，然后翻开方涵的工作分工表。这份表格是他出院后重新修订的，上面列了教育部各位助理和副职的分工。方涵原本负责的是政策研究和国际比较，后来加上了赋分制部际协调，再后来加上了非侵入式设备分类管理。现在他在她的分工表上又加了一条——“协助部长处理赋分制执行口径的跨部门协调。”不是头衔，是实质工作。跨部门协调意味着她将在赋分制与工信部、科技部、卫健委的每一次部际碰撞中代表教育部发言——就像她在联合会议上做的那样。他用钢笔把这条新分工写在表格末尾，字迹工整，力度很轻，像是怕印到下一页。
他把方涵叫到办公室，把那份加了新分工的表格递给她。方涵接过去看了一眼，没有说“谢谢部长信任”，也没有说“我会努力”。她只是把表格折好放进自己的文件夹里，然后从文件夹里抽出两张已经有些发黄的便签，走到韩世清办公室角落里那块小白板前面。
那是两张韩世清在不同时间写的便签。第一张是第四次季度评估筹备提纲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他当时拟定的几项核心任务——从赋分制维持到条例修订，从非侵入式设备分类管理到意识映射法律定义。第二张是他在出院后写的，最后一条是——“如果不能在任内全部完成，请接任者继续推动。每一项都是划在技术与人之间的防线。不是终点，是接力棒。”两张便签的边角都被反复折叠又展平，折痕处有些发毛，纸面上的字迹因为长时间压在台历下略微洇开了边缘。
方涵从笔筒里拿了两个小磁铁，把两张便签并排贴在白板上。便签贴得不算很齐——下面那张往右边偏了一点。她往后退了半步，把下面那张往左挪了一小截，和上面的便签边缘对齐，然后转身看着韩世清。
“韩部长，接力棒我先放在这里。不是谦虚——我现在还没到能接住它的程度。但我会每天看着它，直到有一天我能握住它为止。”
韩世清看着白板上那两张并排的便签，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梧桐絮飘进来几朵，粘在纱窗上。他把白板旁边的记号笔拿起来，在第一张便签的下方画了一个很小的箭头——从“赋分制维持”指向“方涵负责赋分制部际协调”，又从“接力棒”指向箭头末端。他没有画到头，只是在箭头尖和“方涵”之间留了一小截空白。然后他把笔帽套回去，放在白板边缘。
“箭头我先画到这里。剩下的空白，等你准备好了再填。”
方涵没有说话。她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把那份加了新分工的表格夹在文件夹里，转身走出办公室。纱窗上的梧桐絮在穿堂风里轻轻颤动着，有一朵从纱窗网格里挣脱出来，飘到白板前面，在两张便签之间停了片刻，然后继续往窗口的方向飘去。韩世清坐回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取出速效救心丸的药瓶。这瓶是上周新开的，还剩大半瓶。他倒出几粒含在舌下，微苦的药味慢慢散开。窗外长安街上，梧桐絮还在飘，但不那么密了。他把药瓶放回抽屉，翻开下一份待批的文件。
同一天中午，工信部机关食堂。孟正则和他的副手坐在靠窗的位置。副手姓孙，在工信部待了十几年，从处长一路做到副部长助理，对孟正则的风格极其熟悉。孙助理注意到孟正则今天夹菜的手速比平时慢了不少，筷子在盘子上方停了好几次。他夹了一块红烧排骨，放在碗里，没有立刻吃，只是用筷子反复调整排骨的位置。
“联合会议之后，赋分制的事暂时不要再提了。”孟正则用筷子把排骨上的软骨剔下来，动作很慢，像是在用这个动作替代什么不能说出口的话，“中枢已经定了方向，再争就是跟中枢过不去。”
孙助理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用勺子舀了一勺汤，说今天食堂的番茄蛋花汤比平时淡。孟正则说大概是盐放少了。然后两个人继续吃饭，没有再提赋分制的事。
孟正则没有说“我错了”，没有说“我想通了”，没有说“方涵说得对”。他只是说“暂时不要再提”。“暂时”是他在这个场合能说出口的最柔软的措辞——它不是认错，不是悔改，是在中枢定调之后一种策略性的退让。联合会议给了他一个台阶：他不是被驳倒的，是中枢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做出了方向性选择。作为工信部长，他服从这个选择，但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判断。他只是不再公开争辩——至少在下次季度评估之前。
午饭后他走回办公室的路上经过走廊里的公告栏，看到了一张工信部职工义体效能排行榜。这是他几年前推动内部效能管理改革的产物——每月更新一次，排名前列的员工名字旁边会贴一颗金色的星星。他在公告栏前站了片刻，看着排行榜上前几排那些名字旁边密密麻麻的金星，然后继续往前走。
五月下旬，新坡科学园。张薇在奥姆尼脑机融合前沿实验室的办公室里收到了欧盟神经权利框架公约秘书处的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