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方涵会把那句话从整个发言里单独抽出来，放在显微镜下追问。会议室里的目光都移到了方涵身上。方涵直直地看向孟正则，继续说——“如果这就是‘不保守’的代价，那我们宁肯继续‘保守’下去。”
赵豫章用手指在笔记本封面上轻轻敲了一下。方涵没有再说话，只是重新坐回靠墙的椅子上。会议室里的安静变成了一种更微妙的安静——不是没有人想接话，是所有想接话的人都在重新评估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
林知行等方涵坐回座位后才开口。他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保持着一种近乎沉默的专注——不是不在听，是听得极其仔细。他面前那本笔记本上又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要点，有的画了圈，有的标了星号，有几个地方反复划掉又重写。
“方涵同志的话，我从个人立场上完全赞同。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技术——没有人说要退回到算盘时代。我们讨论的是——谁能上手术台，在什么条件下上，风险由谁承担。”他把面前的茶杯推开一些，用两根手指压住一份文件——那是宋怀之院士在本次会前提交的青少年侵入式接口长期神经发育影响评估报告。“今天多花一些时间谨慎选择路径，总比将来回过头来收拾残局更划算。”
他把宋怀之的报告翻开，从中抽出一张打印着几组关键数据的纸页。“各位，宋院士的团队追踪了全国上百例早期青少年植入者的术后随访数据。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目前无法排除侵入式接口对青春期突触修剪过程的干扰效应’。‘无法排除’——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安全，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不安全。在座很多人都是搞过技术管理的——‘无法排除干扰’这几个字在医疗技术监管中意味着什么，不用我来解释。如果是一台新药，在‘无法排除干扰’的阶段就被批准在儿童身上大规模使用，这在任何一个有基本药物监管体系的国家都不会发生。然而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把类似的侵入式接口放到数量虽然不多、但影响极其深远的青少年精英群体身上。”
他把宋怀之的报告放在一边，又翻开另一份文件——这是孟正则提到的国际情报简报。
“孟部长刚才提到，‘很多国家私下做了不少人体实验’。他说得没错——那些实验确实存在，数据也确实在积累。但那些数据被积累的方式——我需要提醒在座各位——并不总是符合知情同意的基本原则。有些实验是在灰色地带甚至黑市环境中完成的。那些数据的质量无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不足，长期跟踪的完整性与效用分析可能存在系统性误估。孟部长的想法我能理解，但如果那些数据的可信度不足，样本显著有差异，而且来源都说不清楚，我们如何能信任那些数据？”
他合上文件，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撑在桌沿上。会议室里的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的左手微微抬起，指尖在空气中轻点了一下。
“孟部长刚才说我是保守主义——没关系，我认。我的保守不在于年龄，在于我看到过足够多的技术从‘突破性’变成‘灾难性’的过程，长到我不再相信任何一项技术可以在没有长期安全数据的情况下被证明是安全的。
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作为总理，是作为一个比在座大多数人都年长的人。我当然希望我国在神经技术领域领先全球。但如果是用一代青少年的长期健康来换取这个领先——那我宁可我国落后半步。”
他靠在椅背上，用拇指和食指慢慢揉着鼻梁，然后重新戴上眼镜。“另外我还想说一件事。在神经技术领域，我国在几个关键节点上都落后了半步。新一代接口的芯片制造工艺，我们的实验室能做出样品，但大规模量产的一致性与良率至今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物相容性更好的复合材料，我们也在研发，但进展比预期慢。这些问题不是教育部一个赋分制能解决的，也不是卫健委多出几份排异评估指南就能解决的——它们需要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集中资源攻关。如果我们连基础材料都搞不定，连先进芯片的量产一致性都追不上，那让少年班的孩子去承担追赶的主要压力，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林知行摘下眼镜放在文件上。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只有空调出风口持续发出极细微的嘶嘶声。
“所以我的建议是：与其把追赶的压力转嫁给青少年，不如把更多资源集中投入到基础研究和关键零部件攻关上。这些研究周期长、风险大，但它们不用任何一个未成年人躺在手术台上。我国不缺追赶的意志，但追赶的代价不应该由那些还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孩子们来承担。”
他话锋一转，目光越过长桌，落在孟正则身上。“——孟部长，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数据，就该去问科技部和工信部自己的实验室为什么拿不出足够有说服力的长期安全性评估。芯片搞不出、买不到，那是我们的主要责任，不是孩子们的。”
孟正则放在桌沿上的手抖了一下，他抬起眼直视林知行。“总理，您是说我推卸责任。我没有推。国产芯片良率这两年是有波动，生物复合材料的攻关进度我也承认慢了——但为什么慢？不是科研人员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