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意见还在讨价还价。他不能在这时候倒下。
他忽然想起父亲——那个在五十九岁死于心肌梗死的男人。父亲走的时候他已经在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接到电话赶回老家，父亲已经走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手边有急救药，可能还有机会。他把这个细节记了一辈子。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从三十岁带到现在。父亲一辈子没有吃过什么昂贵的药，最后连吃急救药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坐在长安街上的这间办公室里，抽屉里随时都有急救药，但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重蹈同样的结果——不是因为来不及吃药，是因为吃了药之后继续工作，工作之后继续胸闷，胸闷之后继续吃药。他好像一直在赶路，而这条路的尽头似乎并不比父亲的终点离得更远。
闷胀感在含第二遍药之后终于消退了。他睁开眼睛，把药瓶放回抽屉，重新戴上眼镜。窗外长安街上梧桐树的最后几片叶子正在掉落，光秃秃的枝条在灰白色的天空下轻轻摇晃。他想起赋分制出台前那个深夜，他坐在同一张办公桌前，对着那篇发黄的论文推了整整一晚上——临界阈值c≈0.1357≈e/2。那时候他以为最难的环节是把那个数字写进公告里。现在他知道，最难的环节是在每一个季度评估前重新验证它——验证赋分制是否仍然有效，验证临界阈值是否还在原位，验证观测信息是否仍然无偏，验证自己还有没有足够的身体条件继续坐在这间办公室里。
他翻开第三次季度评估筹备提纲，在最后一条下面用钢笔加了一行字——“条例正式实施后的执行效果初步评估：需卫健委在月底前提供首轮排异评估标准统一方案试点数据。”然后他把笔放下，把文件放进标着“季度评估”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被反复翻折得有些发毛，他用掌根把封面按压平，感受到纸面微微的厚度——那是前两次评估的会议记录和备忘录被夹在中间的触感。
晚上七点多，他离开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秘书已经下班了。他一个人走在铺着灰蓝色地毯的长廊上，皮鞋踩在地毯上几乎没有声音。电梯门打开时他在镜面里看到自己的脸——比几个月前又瘦了一些，颧骨下面的凹陷更深了。他把领带松了松，靠在电梯墙上，闭着眼睛等电梯慢慢下降。楼层数字跳得很慢，他感到胸口又有一股熟悉的闷胀正在远处缓慢地聚集。电梯到一楼时他睁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闷胀暂时按下去，然后走出电梯，往家的方向走去。
年后第三周，周明远在星核科技实验室完成半年一次的常规复查。
实验室还是那间实验室，窗外望京的楼群在冬日的阳光里反射着冷白色的光。白板上的那些旧记号已经被擦掉，现在画的是另一个项目进度图，箭头和标注层层叠叠。张薇穿着深蓝色的实验室工作服，袖口卷到手肘，右手腕上那圈蓝光仍然稳定地亮着。她把无线电极贴在他的太阳穴、手腕内侧和后颈接口周围，动作精准如旧。
所有数据在屏幕上一一排开。静息态脑电的α频段振荡模式继续缓慢减弱，减弱速度比去年更慢；自主感量表评分稳定在回调结束后的正常区间内，与基线水平相近，波动极小；自发运动准备电位频率略高于历史基线，但连续几个季度保持稳定，没有回升；体感诱发电位各波形成分的潜伏期均在正常范围。她把所有指标逐项念了一遍，用笔在平板上一一勾画，然后把平板放下来。
“数据很好。各指标在正常区间内已持续稳定了很长时间，可以确认回调后的长期稳态已经建立。以后常规复查频率可以降到半年一次。当然，如果你在任何时候发现异常——不管是数值上的还是主观感受上的——随时联系我。”
周明远从躺椅上坐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腕。手腕还是他的手腕，手指还是他的手指。他试着握拳，又松开，握拳，松开。“我要握”和“握好了”之间仍然有一条极细的缝隙——不是延迟，不是丢失，只是比“同步”慢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刚刚好，让他能在握拳之前先知道是自己要握。
他看着自己的手，忽然想起多年前刚做完初级植入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他失眠了，坐在客厅里反复摩挲抱枕，林晚晴半夜醒过来看到他盯着自己的手，他当时说了一句让她一夜没睡着的话——“它好像不太听我的话了。”在第三声。不是“他”。那时候他的手还是原来的手，但他已经开始用“它”来称呼它。好像它已经不属于他了。
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只是排异反应。后来他才知道，不是手不听他的话，是他的神经系统——那个产生“我要握拳”这个意念的前运动皮层——正在接受一种被压缩过的信号传输路径，而他自己还来不及习惯这种被压缩。他已经不是那台刚刚做完初级植入的初级接口了，但他的话却换了一种更诚实、也更笨拙的说法。
“我妻子说过一句话。她说我敲了四下枕头——一次是在玄关换鞋的时候，一次是在微波炉前面等汤热的时候，一次是喝汤的时候，还有一次是把手放在桌上的时候。她一直在数。从测试后第一天就开始数。”
“她知道那些动作都是无意识的，”周明远说，“但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