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透的银耳汤。他没有喝，直接走进书房，关上门。他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段话。他不是写给任何人看的——他只是需要把一些东西从脑子里挪到纸上。
“北榜案，朱元璋在朝上把复查考官抓了。他有这个权力。我没有。他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不能。他可以用暴力把争议压下去。我不能。我只有一个被泄露的草案、一个不肯表态的议长、和一群在互联网上把策略拆成碎片的人。但我没有退路，国家也没有——如果现在不划这条线，几年之后，高考就不再是人的竞争，而是科技与资本的竟争。我不确定到那时我还有没有机会说‘我早告诉过你们’。也许到那时已经没有人想听了。”
他打完最后一个字，把手机屏幕关掉。窗外很安静。没有梧桐絮——他家窗外没有梧桐树，只有一堵灰色的墙。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科学院数学所做博士后的时候，曾经花了一整年时间研究一个理论问题：群体行为扩散的临界阈值。那个研究后来发在《系统科学与数学》上，引用量不高，人们更关心工程优化类问题。但他至今还记得那个模型的核心结论——当群体中超过一定比例的个体采取某种行为，这种行为就会从边缘扩散到核心，从异常变成常态。阈值的大小取决于网络拓扑结构和个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阈值趋近于零——只要一部分人动，所有人都会动。在信息不透明条件下，阈值反而会更高，因为人们的跟风行为被不确定性的摩擦力延缓了。
他当时研究的是股市里的羊群效应。几十年后，他用同一个模型来设计赋分制。
他关掉台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起身去了卫生间，又含了几粒药丸——这一次不是四粒，是八粒。说明书建议不超过六粒。但他觉得今晚需要多一点。
与此同时，在星核科技十二层的开放办公区，周明远正在加班调试一个和张薇的神经适配算法对接的AI模块。
这段时间他加班越来越频繁。不是因为项目紧张——项目确实紧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愿意早回家。不是因为不想见林晚晴和周雨，是因为每次回到家里，他都会面对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默。那沉默不是冷暴力，是林晚晴在观察他，而他知道她在观察，而她知道他知道。他们谁都不说破。只是灯下饭桌上，多了一碗凉掉的银耳汤。
他提起张薇的时候越来越简短。不是因为心虚——至少他自己不认为是心虚——而是因为他解释不清楚他和张薇之间的关系。不是爱情，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情。是认知同步。是数据调优。是两个都跨过了那条线的人互相确认彼此还在。但他没法用这些话跟林晚晴解释，因为她没跨过那条线。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拒绝。她的拒绝不是固执，是一种他曾经理解但现在需要手动推导才能理解的东西。
他的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通知——张薇发来了一份神经反馈回路的技术文档。文档的名字是“NGI-7型接口初版测试方案（内部讨论版，请勿外传）”。他点开文档。第一页是技术摘要——NGI-7型接口的神经反馈回路比他现在戴的初级接口短了将近一半，信号传输延迟压缩到十毫秒以内，排异反应的理论发生率下降约四十个百分点。但风险在于：反馈回路缩短之后，人的动作意图和动作执行之间的延时被压缩到了接近零——你还没“决定”动手，手已经动了。张薇在文档里称之为“意图-行动压缩效应”，并在旁边用红字标注了一个问题：“长期处于此状态下，个体的自主感是否会被不可逆地削弱？”
周明远盯着那个红字问题看了很久。然后他翻到文档最后，看到了一行小字——“测试志愿者招募：需持有初级以上神经接口、排异期完全结束、TIS指数低于临床警戒线。目前已有三名候选人，尚缺一名。推荐人选需具备高度自我观察能力，能够准确报告主观体验。”张薇在“高度自我观察能力”旁边手写了一行批注：“——换句话说，一个会在凌晨三点敲枕头然后分析自己为什么要敲枕头的人。”
周明远看着那行批注，把手机屏幕扣过去，看着窗外。望京的楼群在夜色里亮着密密麻麻的灯光。每一盏灯后面都坐着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手腕或耳后或太阳穴都闪着微光。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奥姆尼体验中心的时候，那位技术员说“接口不会生成意图，它只是加速了意图的执行”。那时候他想的是：这个“加速”和“替代”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现在他在想的不是这个。他在想的是：如果一个人反复地、持续地、明知风险地选择被加速，那么这些选择加起来，是不是就构成了另一种意图——一种不是由任何单次选择驱动、而是由所有选择的累积效应驱动的、更隐蔽的意图？
他给张薇回复了一条消息：“算我一个。”
几秒后，张薇回复：“为什么？”
周明远打了几个字又删了，然后回复：“为了搞清楚。”
张薇没有追问。她回复了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好。”这个字跟几周前她回复“好”时一模一样。周明远放下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