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效果是一样的。
上午，林晚晴在办公室批改上周的作文。作文题目是《我理想中的教育》。她翻开一篇，字迹工整，第一行写着：“我认为教育应该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神经接口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她看了看名字——是那个问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过时了的男生。他最近手腕也开始发光了。他这篇作文写得四平八稳，每一段都有论点、论据、结论，结构完美得像AI生成的。但她注意到一个细节——作文的最后一句本来是“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教育”，但他把“理想”两个字划掉了，改成了“希望”。那个修改不是用修正带涂的，是用笔反复描黑的，像是在反复确认这两个字的区别。
她翻开下一篇。下一篇是周雨的。周雨的字比以前好了一些，但还是歪歪扭扭的。她写道：“我理想中的教育是每个人都可以慢慢学，不用担心被别人超过去。这样我爸爸就不用做手术了。他做手术以后手总是凉的。”林晚晴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她把作文合上，放在一边。她没有评分。不是不知道该怎么评，是她觉得分数不足以回应这篇作文。
下午一点，教育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份补充说明。补充说明很短，只有三百多字。核心信息是：赋分制的具体比例将在试点后根据数据动态调整，未达到临界阈值前不会强制限制任一考生群体的升学权益。最后一句话是：“网络流传的‘名额分配表’为不实信息，相关部门正在追查来源。”
这条补充说明发布之后，网上的讨论没有平息，反而更激烈了。因为“未达到临界阈值前”这个表述给了所有人一个新的追问对象——临界阈值是多少？你们说“不会强制限制”，那临界阈值以上呢？这个问题教部没有回答。补充说明只是重复了之前的公告措辞——“参考自然对数底数e的二分之一”。对这个措辞的解释，教部官方至今没有给出任何通俗化的翻译。
下午时分，李明兰坐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未完成的赋分制实施细则草稿。她今天请了半天假——理由是“身体不适”。但她的秘书知道，她今天早上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坐在办公桌前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下午的会她不参加了。
电话是她丈夫打来的。他们的儿子今天在学校被同学问了一句话——“你妈是不是那个订赋分制的人？那你能不能帮我们看看那个比例到底是多少？”儿子没有回答。他回到家之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李明兰的丈夫在电话里说：“他不是在怪你。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同学解释。”李明兰挂了电话之后，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她想起韩部长宣布赋分制那天，她在会议室里端起了那杯茶，嘴唇没有碰到，又放下了。现在她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手里没有茶杯。但那个放下的动作，她觉得好像一直没有做完。
晚上，周明远加班到近十点。星核科技内部已经就赋分制开了好几次会——不是公司层面的正式会议，而是几个技术负责人自发聚在茶水间里的非正式讨论。大家的意见很分裂：做硬件的人觉得赋分制是政策风险，会直接冲击青少年接口的销量；做算法的人觉得赋分制是技术机会，可以开发专门针对赋分制考纲的AI备考系统，卖给那些被分到另一个赛道的家庭；而像周明远这样不直接负责产品线的人，则坐在角落里听着，没有说话。
他听到同事们在讨论“怎么帮家长绕过赋分制的限制”时，忽然想起了周雨画的那两只手。暖色的，亮色的。他说“这一小块不会让它变亮”。但如果赋分制让那些做了植入的孩子被分到了另一条更窄的赛道，而那些没做植入的孩子的赛道反而变宽了——那他的“不变亮”是不是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他不是在替女儿计算。他只是在想，这个制度对每一个家庭的影响，似乎取决于这个家庭在政策出台之前做了什么选择。做植入的，亏了。没做植入的，赚了。而这个“亏”和“赚”，当初在做选择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们。他只是不知道，那些在政策出台前被父母咬着牙送去做了植入的孩子，应该去怪谁。怪父母？怪公司？怪政策？还是怪那个让所有人都不得不抢先一步的系统本身？
周明远回到家的时候，林晚晴已经在书房里睡着了。桌上摊着周雨的作文本，翻开的那一页是她写的“我理想中的教育”。林晚晴在页边写了一行小字，不是分数，不是评语，而是一句她也许本不想写下的话——“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明远把作文本合上。他走进周雨的房间，女儿已经睡了。她把被子踢开了，露出两只脚丫——一只暖色的，一只也是暖色的。他蹲下来，把被子重新盖好。他的手还是凉的。
他走到阳台上，给张薇发了一条消息：“你们实验室那个新接口原型，之前说让我帮忙测一下。还作数吗？”
张薇几乎是秒回：“作数。怎么了？”
“我想试试。”
“为什么？”
周明远看着阳台外面望京的楼群。灯火密密麻麻，每一盏灯后面都坐着一个人，手腕、耳后、太阳穴，微光点点。这座城市越来越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