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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日，上午九点。省城大学，逸夫礼堂。
桂芳公益基金成立三周年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也是最受关注的一场——受资助贫困生代表演讲会。三年前肖遥捐出半股成立桂芳基金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基金会在短短三年内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三年后的今天，桂芳基金累计资助了超过一万两千名贫困学生，覆盖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阶段。今天站在台上的六位演讲者，就是从这一万两千名学生中遴选出的代表。
上午九点，逸夫礼堂里座无虚席。一千二百个座位全部坐满，过道里还站了不少人。前排坐着省教育厅的领导、几所高校的校长、以及几家主流媒体的记者。肖遥没有坐在前排，没有坐在贵宾席，而是坐在第七排靠边的位置，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衬衫，没有打领带，混在观众中间，像一个普通的听众。楚然坐在他旁边。她是今天早上刚从青山县赶回来的——第七所小学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她终于可以抽出半天时间来参加这场活动。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头发扎成一条低马尾，素面朝天，与肖遥一样低调。
九点整，主持人简短开场后，第一位演讲者走上讲台。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色衬衫，衬衫的下摆整齐地扎进裤腰里。他站在话筒前，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声音带着一种紧张的生涩：“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青山县柳溪镇。现在是省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平复紧张的情绪：“三年前，我还在镇上那所破旧的初中读书。我们学校的教室是瓦房，屋顶漏雨，墙壁开裂。冬天的时候，教室里冷得像冰窖，我们只能搓着手跺着脚听课。那时候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初中毕业，去南方打工，在流水线上度过一辈子。”
他的声音开始带上了一丝颤抖：“但初三那年，桂芳基金的志愿者来到我们学校。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课桌椅，修缮了教室的屋顶，还在学校里建了一间小小的图书室。他们告诉我们，只要好好读书，就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他们说，会一直资助我们，直到我们大学毕业。”
他抬起头，目光变得坚定：“我考上了省城大学。是我们镇上那所初中建校以来，第一个考上省城大学的学生。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妈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她说，她做梦都没有想到，她的儿子能上大学。”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杨磊微微鞠躬，走下讲台。第二位演讲者是一个女孩，十八九岁，扎着一条马尾辫，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她走到话筒前，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我叫陈晓雨，来自北川县。现在是省城师范大学大三的学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关于我妹妹的故事。”
她的声音平静而克制，但目光中带着一种深沉的情感：“我有一个妹妹，比我小三岁。她学习成绩很好，比我好。她一直梦想着考上医科大学，将来当一名医生。但三年前，她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做手术。手术费要十几万。我们家拿不出那么多钱。”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带上了一丝沙哑：“我爸妈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也只凑够了不到一半的钱。我妹妹知道家里的情况，她跟爸妈说——‘我不做手术了。把钱留给姐姐上大学吧。’”
台下安静了下来。陈晓雨继续说下去，声音依然平静，但眼眶已经泛红：“后来，桂芳基金的志愿者了解到了我们家的情况。他们帮我妹妹联系了省城的医院，承担了全部的手术费用。手术很成功。我妹妹现在已经康复了，回到了学校。她跟我说，她要努力学习，将来也要当一名医生，去帮助那些和她一样生病的孩子。”
她抬起头，目光坚定：“我站在这里，就是想对那些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给了我妹妹第二次生命。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站在大学的校园里。谢谢你们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好人。”
她深深鞠了一躬。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眼眶泛红，有人在悄悄地擦眼泪。陈晓雨走下讲台后，接下来的三位演讲者依次上台——一个来自偏远牧区的藏族女孩，讲述了她在桂芳基金的资助下走出草原、考入省城民族大学的故事；一个来自南部山区的男孩，讲述了他如何在桂芳基金的支持下，从一名留守儿童成长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一个残疾女孩坐在轮椅上，讲述了她如何在桂芳基金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成为一名特教老师。每一个故事都朴素而真实，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煽情的修饰，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重量，砸在听众的心上，激起一阵阵涟漪。
第六位，也是最后一位演讲者走上讲台。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短发，素颜，目光清澈而明亮。她走到话筒前，没有看稿子，直接开口，声音清晰而平稳：“大家好，我叫何雨桐，来自省城大学法学院大四的学生。也是桂芳基金第一批资助的学生之一。”
台下安静了下来。何雨桐继续说下去：“三年前，桂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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