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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过去了。
匹兹堡的秋天来了又走，冬天下了几场雪，春天来的时候，汪昭已经大二下学期了。日子过得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上课，下课，图书馆，食堂。佩吉说她像个钟表，每天都是同一个点做同一件事。她说“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图书馆靠窗的位子只有她自己，习惯了对面没有人，习惯了不等人。
那天下午，她从教室回来，路过门房。看门的老头叫住她，递给她一封信。信封上是楚材的字迹。她接过来，没当场拆。回到宿舍，坐在床上，拆开。
信不长。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从尾到头看了一遍。然后垂下头，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果然如此”的笑。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放在桌上。狠狠抽了一根烟。
烟雾在屋里慢慢散开。她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天灰蒙蒙的，要下雨了。
还是没变。他没去开矿。没去湖南。他去了广州，去了黄埔，跟了校长。他还是走上了那条路。那条她知道的路。她以为小蝴蝶的翅膀扇动了，以为他在湖南的矿山里挖矿，以为他远离了政治，以为他安全了。没有。什么都没变。历史还是那个历史，他还是那个他。
她掐了烟，把烟头扔进垃圾桶。然后拿起笔，写回信。
知道了。希望你一切顺利，照顾好自己身体。
没有多余的话。她写完了，看了看，装进信封。第二天寄了。
那封信之后，汪昭想开了。
不是想通了什么大道理，就是觉得，算了。她改变不了他，也改变不了历史。她能改变的，只有她自己。她不再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了。课还是上，作业还是写，但不再从早坐到晚了。她开始拉着佩吉去酒馆。学校附近有一家小酒馆，卖威士忌和啤酒，晚上有爵士乐，钢琴、贝斯、鼓，三个人就能撑起一整晚。
佩吉第一次被她拉去的时候，很惊讶。“你？你还喝酒?”
“为什么不?”
“你从来不出去！”
“现在我出去了。”
她们坐在角落里，灯光昏黄，烟雾缭绕。台上一个黑人老头在弹钢琴，指法不紧不慢，音符一个一个地蹦出来，懒洋洋的。汪昭点了一杯威士忌，加冰。她前世喝威士忌，不加冰。这一世第一次喝，还是不加冰。佩吉喝啤酒，一边喝一边说她在纽约的工作，说她男朋友，说她妈。汪昭听着，偶尔说两句。
“你知道吗?”佩吉说，“你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什么区别?”
“说不清，但就是不一样了。”
汪昭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口。辣，苦，但顺。她前世熟悉这个味道。
有一天晚上，酒馆里来了一个中年人，坐在吧台边，点了一杯威士忌，从口袋里摸出一根雪茄，剪了头，点了，吸了一口。烟雾浓白，厚实，带着一股甜味。汪昭盯着那根雪茄看了一会儿。
“你在看什么?”佩吉问。
“那里。”
“你想试试?”
汪昭想了想。她站起来，走到吧台边。“打扰一下,”她说，用英语问那中年人能不能让她尝一口。中年人看了她一眼，笑了笑，把雪茄递给她。她接过来，吸了一口。浓，烈，带着木头的香气。和骆驼不一样。骆驼是苦的，雪茄是醇的。她把雪茄还给中年人，说了声谢谢，回到座位上。
“怎么样?”佩吉问。
“挺好的。”
后来她自己去买了一盒雪茄，还买了一把雪茄剪。回到宿舍，坐在桌前，学着剪头、点火。第一根剪坏了，第二根就好了。她叼着雪茄，靠在椅背上，翘着腿，把打火机翻来覆去地看。雪茄配威士忌。前世她试过，那时候觉得太冲。现在觉得刚好。
她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父亲母亲大人：
女儿在匹兹堡一切安好。有一件事想跟二老商量。我打算本科毕业后继续读一年硕士。再多读一年，多学点东西。回国以后教书编教材，也能做得更好。
请二老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
女儿 昭 拜上
信寄出去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母亲的回信来了。信里没有一句反对的话。母亲说，你爹说了，读，想读多久都行。钱的事不用担心，家里还供得起。信的最后，母亲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好好吃饭，别瘦了。随信附了一张汇票，数目不小。汪昭看着那张汇票，看了很久。然后她把汇票收好，拿起笔，写回信。谢谢爹，谢谢娘。
春末夏初，匹兹堡暖和起来了。校园里的树全绿了，花也开了，白的、粉的、紫的，一团一团的。汪昭去了一趟裁缝店。她要做两条裙子。时兴的那种，刻意宽松的版型，弱化了腰身，不显曲线。她选了一块深蓝色的布，一块米白色的布。裁缝量了尺寸，说过一周来取。
取裙子那天，她顺便买了一顶小帽，还有一条夸张的项链。珠子大大的，颜色亮亮的，戴在脖子上沉甸甸的。她回到宿舍，换上深蓝色的那条裙子，戴上帽子，戴上项链，站在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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