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英文秘书，对内我是他的女人。帅府里的人当面叫我赵四小姐，背后叫我什么我知道，我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每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大衣上的扣子是不是扣紧了。
奉天城里谁不知道于凤至？我还在天津的时候就听说过她的名字——少帅的原配，张作霖亲自选定的儿媳妇，进门不到半年就把帅府账房翻了个底朝天。我父亲在家里提起她的时候放下茶杯说了一句“这个女子不简单”。
我父亲很少夸人，尤其少夸女人。我长到十六岁，从没听过他夸我。所以当我站在帅府门口，拎着那只旧藤箱，抬头看着那扇漆黑的大门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个连我父亲都夸的女人，就住在这扇门里面。她是这里的女主人。她不是靠嫁进来的，是靠本事坐上去的。
第一次正式拜见，她站在东院门口，身上还带着账房里的纸浆味，手里拿着一本账册。她打量了我一眼，那目光不是挑剔，是掂量——像在验一枚铜板的分量。
“赵姑娘既然进了帅府，就是帅府的人。缺什么跟管事说。”
“谢少奶奶。”
我微微低着头，但没有弯腰。不是不懂规矩，是不想弯腰。我的骄傲不允许我弯腰——我不是来乞求位置的，我是来守一个人的。她大概看到了我眼底那份倔强，但没说什么。后来慢慢熟了，我发现她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她不会嘘寒问暖，但会在我生病的时候让人送药来。有一次我半夜咳嗽，第二天早上门口放了一碗川贝炖梨。
“这碗梨是谁放的？”
“少奶奶让灶房煮的。”
我没有去道谢——她不需要，我也不习惯。两个骄傲的女人，谁都不肯先把软话说出口。
九门口血战那年帅府里空了一半。汉卿在前线，她在后方守补给线。我守帅府。每天照常煮茶、叠衣服，但琵琶不弹了——怕吵到她。她在账房里彻夜拨算盘，我在灶房里彻夜熬银耳羹。熬好了放在账房门口，不敲门。第二天早上银耳羹的碗空了，洗干净了，放在灶台上。我知道是她放的，她知道是我熬的。
这些话从来不需要说出口。我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不是用眼泪换来的，是用一碗一碗的汤、一件一件叠好的衣裳、一个一个不眠的夜晚垒起来的。
后来西安事变，汉卿被软禁。她抱着算盘和账本进了雪窦山，我抱着药罐和绿豆跟在后面。山上的日子很安静，她在前院翻账本，我在灶房看火候。她给纽约分公司发电报，我给汉卿熬药。我们没有商量过分工，但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有一次我把绿豆汤端到她面前，她喝了一口。
“太浓了。下次少放点茶叶。”
“好。明天我少放些。”
她继续低头翻账本，我转身回灶房。我们之间没有多余的话，但每一句都是真的。
沅陵那年，她在偏房里发现腋下硬块。是我下山找草药铺买的膏药，用热毛巾帮她敷。
“多久了？”
“八个多月。”
“为什么不早说？”
“没事。美国的药比草药铺的管用。”
我低着头把膏药按紧，端着水盆走出偏房。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走廊的青砖地上，我看着自己攥着膏药纸的手在发抖。我忽然发现我在乎这个女人的命。不是因为她是少帅夫人，是我们一起撑过了这么多年，她已经是这座山上唯一可以并肩说话的人了。
我们的骄傲是同一种骄傲——都宁肯把苦咬碎了咽进肚子里，也不肯在人前掉眼泪。她知道我的倔强，我知道她的硬气。不需要说。
她赴美手术那天清晨，我站在山门口送她。晨雾还没散，山路上的石子被露水打湿了。她的马车停在路口，她撩开车帘看着我。
“一荻，我走了。”
“大姐，山上有我。”
没有拥抱，没有眼泪。她的眼圈是红的，但没有哭。我知道她不会哭——她的骄傲跟我是同一种。她的马车转过山弯，晨雾慢慢合拢。我转身走进灶房，把绿豆泡上——半个时辰后，还得给汉卿熬汤。
后来她签了离婚协议。我听闾实说起那天签字的情景——签字的时候手没有抖，字迹跟平时一模一样。于凤至，三个字端端正正。我听完之后心里想，那是她。她签字从来不会抖。她把汉卿交给了我。
从那天起，我守后半辈子。我照料汉卿的起居、饮食、用药。她偶尔从纽约来信，信很短，问闾实功课好不好，问汉卿身体怎么样。我回信也很短——都好，放心。梧桐树又长高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我和汉卿在台北正式结了婚。婚礼在杭州南路一位美籍友人的家中，陈维屏牧师证婚，场面很小，只有十几位亲友在场。宋美龄送了贺礼，张群、张大千都来了。我那天穿了一件素色旗袍，没有戴太多首饰。接过结婚证的时候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说了一句话。
“这张纸我等了三十五年。”
十六岁跟了他，五十一岁才等到这张纸。这份等待不是为了名分，是为了一个交代——给自己，也给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