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长，损耗比平常多了一成。她在审批单上签了字，后来在风控报告上又签了一次——签的是‘判断失误，责任在我’。赵鸿飞当时在旁边，把那份报告看了很久。回来之后跟我说，孙参谋，少夫人签错字的样子跟签对字一样——笔锋不抖。敢签错字的人，才真敢签对字。”
记者把这句话记下来，在旁边画了一个星号。
采访结束后，记者收拾器材走了。孙参谋一个人回到档案室，把当天整理好的最后一份档案锁进铁柜子里。
那是一份民国十八年的评审小组会议记录，封面已经磨损，但内页的字迹还清清楚楚——会议决议末尾，于凤至的签名排在第一个，笔画清瘦有力，入纸三分。他在备注卡上写下编号和日期，关上柜门。
铜锁扣合上的声音在安静的档案室里轻轻响了一下——跟几十年前在秦皇岛仓库锁弹药箱时一模一样。那年冬天仓库里冷得滴水成冰，他站在弹药箱旁边清点数目，每一箱都贴了封条，封条上盖着那枚豁了口的旧印章。于凤至站在旁边，穿着旧棉袄，袖口磨破了，但账本上的字一个都没歪。
后来那份采访稿被闾珣收进基金会陈列室，压在孙参谋整理的最后一份档案旁边。备注卡上写着：孙参谋，于凤至军需处参谋，跟随五十年。他说夫人是一杆秤。
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拉响了汽笛，低沉而悠长。孙参谋把明天要整理的档案从箱子里拿出来，在桌上一份一份排好，然后关了灯。
铁柜子里的档案在黑暗中安安静静地躺着——每一份都按编号归档，每一份都留了备注卡。他说档案整理完之前他不退休。铁柜子里还有几箱没归档的旧文件，他每天处理一箱，不急不忙，每一份都按规矩来。跟五十年前在秦皇岛仓库清点弹药时一模一样——不急不忙，每一箱都要验过，每一张封条都要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