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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李弥蹲在走廊里嗑瓜子，看着戴笠从仓库那边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不起眼的木箱。戴笠的脚步很轻，脸上的表情跟平时去机要室送文件时一模一样——平静、从容、公事公办。
李弥把瓜子皮吐在地上。“雨农兄，又出货？”
戴笠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关你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李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瓜子皮，“雨农兄，你手里这箱子，是仓库里的吧？仓库里的东西，是老大的吧？老大的东西——”他顿了顿，“归根到底，是我的。”
戴笠的嘴角抽了一下。“你的？”
“对啊。”李弥掰着手指头，“老大是校长的人。我是老大的人。校长的东西归校长，校长的东西也归老大。老大的东西归老大，老大是我老大，所以老大的东西——我作为老大的小弟，是不是也能分一点？”
戴笠把手帕掏出来擦了擦额头。“李弥，你这逻辑跟谁学的？”
“自学成才。”李弥理直气壮，“上回老大在仓库门口说那番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蹲着。老大说：‘少东家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还是我的东西。’这是逻辑的基石。那我是老大的小弟，小弟拿老大的东西，是不是也不叫偷？叫——叫代管。”
戴笠靠在墙上，望着走廊天花板上那盏摇摇晃晃的电灯。上海一月的穿堂风从弄堂里灌进来，把他手里的手帕吹得哗哗响。他在心里把李弥这段逻辑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校长的东西是老大的，老大的东西是李弥的，所以校长的东西是李弥的。前提歪到天边去了，但顺着它推下去，结论居然严丝合缝。更重要的是——李弥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如果不拉他入伙，以李弥那张嘴，不出三天全师都会知道仓库里的东西正在一件一件往外流。
他把手帕塞回口袋。“行。老大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拿自己的东西去卖，天经地义。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卖的钱，三七分。你三，我七。”
李弥的瓜子停在嘴边。“凭什么你七我三？货是我拿的，仓库是我进的，风险是我担的。你只负责找买家，凭什么拿七成？”
“买家是我找的。渠道是我的。法租界的古董商、卢吴公司的吴启周、那两个白俄人，全是我的人脉。没有我，你拿着货卖给谁？卖给城隍庙的旧货摊？一件乾隆官窑换三块大洋？”戴笠把手帕掏出来擦了擦手指，“再说了，万一出了事，谁去跟宋子文交涉？谁去跟校长解释？你连校长的面都见不着，校长办公室的门朝哪边开你都不知道。出了事，我扛。你只负责拿东西。三七分，公平得很。”
李弥想了想。“四六。”
“三七。”
“五五。”
“三七。再还价我就去找张灵甫。张灵甫比我老实，比你可靠。”
李弥把瓜子皮吐在地上。“行。三七就三七。但有一条——出货的清单我得留一份。”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牛皮封面，边角磨得发白，“每出一件货，我在本子上勾掉一个编号。万一哪天你翻脸不认人，我好有个凭证。”
戴笠的脸色变了。他看着那个小本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李弥，你知不知道留凭证等于留把柄？万一你这个小本子落到校长手里，你我都得掉脑袋。”
“知道。所以我用了代号。”李弥翻开本子指着上面一个字母，“D。戴笠的戴，拼音首字母。万一校长查到我这张清单，我就说D是DOg的D。校长要是问谁是DOg，我就装傻，说大概是日本人——日本人想偷咱们的文物。校长信不信是他的事，反正清单上写的是D，不是戴。”
戴笠沉默了三秒钟。“你在骂我是狗？”
“我只是打个比方。比方不是真的，你又不是狗。再说了，狗的忠诚是出了名的，我这其实是在夸你——你对校长多忠诚啊，全南京都知道。我要是写个‘狗’，校长一看，对，就是戴笠，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我写D，校长还得猜半天。”
戴笠把手帕塞回口袋，拎起那个木箱。他走到走廊拐角的时候回头看了李弥一眼，那眼神不像是被说服，更像是发现了一匹意料之外的老狼。“你那份副清单上记了我分你三成的账了没有？”
“记了。D，三成。”
“行。”戴笠拎着箱子走了。
从那天起，出货的频率从几天一次变成了隔天一次。起初是一件两件地卖——明代的民窑瓷、清代的普通字画，都是些编号靠后、清单上备注模糊的物件。散氏盘、嘉量、《快雪时晴帖》这些国宝级的东西，李弥从来不碰——不是良心，是算术，国宝失踪全中国都会炸锅，杂项少几件故宫博物院自己都未必能发现。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只要有机会就卖。
李弥每天下午借着清点仓库的名义溜进仁济医院旧址五楼，专挑那些堆在角落里、连标签都泛了黄的木箱。他发明了一套障眼法——把真品取出来，用仿品顶回去，自己跑了好几趟城隍庙，从旧货摊上花几块大洋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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