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应龙大约四十出头，圆脸，皮肤白净，看上去像个养尊处优的商贾，不像一个整日跟粮食账目打交道的书吏。他管粮科，手里过的是每年十几万石的漕粮和几十万石的税粮，是户房里最肥的差事。
“听说你会算账？”他问，语气懒洋洋的。
沈知行没有谦虚，也没有夸大：“会一些。”
“那明天帮我核一笔单子，”周应龙把手中的书翻过一页，头也不抬，“台州卫今年下半年的粮饷册子，送过来的时候缺了几页附件，你帮我补补。”
旁边的几个书吏交换了一个眼神。
沈知行注意到了那个眼神。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帮忙”——台州卫的粮饷牵涉到军户、屯田、漕运、仓储，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账目圈子，稍有不慎就会踩到地雷。
但他没有拒绝。
“好，”他说，语气平淡，“明天一早我去找您拿册子。”
周应龙“嗯”了一声，继续看书。
沈知行转身走出了黄册房。
晚风从院子里灌进来，带着桂花的甜香和泥土的潮湿气息。他站在廊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呼出来。
头三天，算是活下来了。
但这三天也让他看清了几件事：
第一，刘典吏不是他的靠山，只是一个精于自保的老吏。他能用他，也能卖他。
第二，韩茂才在监视他。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谨慎——任何一个新来的人在黄册房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第三，周应龙在试探他。那笔台州卫的粮饷单子，很有可能是一个坑。如果他能填上，就有了价值；如果填不上，就会被弃如敝履。
第四，也是最让他不安的——黄册房里不止一套账。他看到的那一千二百两浮差，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的暗流，比他想象的还要汹涌。
他站在廊下想了一会儿，然后回了耳房。
晚饭是半张饼，一碗热水，两根咸菜。他一边吃，一边把今天整理出来的数据重新在脑中过了一遍。
周应龙让他核的台州卫粮饷，他在脑中快速搜索了一下相关的历史知识。
嘉靖朝的卫所制度已经严重崩坏。军户逃亡、屯田被侵吞、军饷被克扣，是常态。台州卫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地处沿海，既要防倭，又要防海盗，还要应付地方豪强的欺压，驻军的实际人数可能不到编制的一半。
但粮饷是按编制人数拨付的。
那多出来的那一半粮饷去了哪里？
答案不言自明。
周应龙让他“补”的附件，极有可能是故意缺失的——因为完整的附件会暴露某些人的手脚。
沈知行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喝了一口水，闭上眼睛。
他有两种选择：
第一，按周应龙的要求，把缺的附件“补”上——也就是伪造。这样周应龙会满意，他会在黄册房站稳脚跟，但从此被绑上某条船，再也下不来。
第二，拒绝——或者说，用另一种方式补。不是伪造附件，而是找到附件缺失的真实原因，然后用一种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方式，把账目做平。
第一种选择快，但危险。第二种选择慢，但安全。
他睁开眼睛，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方惨白。
他拿起笔，在没有点灯的黑暗中，开始在心里默默地推演台州卫粮饷的可能流向。军户逃亡率、屯田亩产、漕运损耗率、仓储折耗率……每一个数字都是变量，每一个变量都可能被用作截留粮饷的借口。
他需要把这些变量全部算一遍，算出粮饷的“合理损失范围”。
只要实际截留的数额不超过这个范围，就不算贪污——至少在账面上不算。
这就是明代财政的潜规则。
刘典吏说“这水比你看到的还要深”，是对的。
但他沈知行要做的，不是揭盖子——是学会在水里游。
九月二十三日，卯时四刻。
沈知行比平时早到了一刻钟。
黄册房的门还没有开，他就在廊下等着。清晨的空气凉飕飕的，露水打湿了他新买的布鞋。他靠着廊柱，把昨晚想了一夜的粮饷推演方案又默念了一遍。
门开了。来开门的是一个杂役，姓庞，大家都叫他“老庞”，五十多岁，驼背，走路一瘸一拐。他朝沈知行点了点头，没有多话。
沈知行进了黄册房，没有先去自己的角落，而是直接走到周应龙的桌前——周应龙的桌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几摞册子，笔架上的毛笔被洗得干干净净。
沈知行没有动那些册子，只是看了一眼最上面那本册子的标签：
“嘉靖三十一年台州卫春秋二季粮饷支放清册·附件卷宗”。
附件卷宗。
也就是说，正本已经报上去了，附件留底。现在缺的是留底的这部分。
他回到自己的角落，坐下，开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