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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把最后一份底稿的校对记录锁进柜子里，拧了两圈铜钥匙，才发觉手指头僵得快握不住东西。
从腊月二十八到今天，十一天，他几乎没怎么离开过新闻部的值房。
年夜饭是衙门里的杂役端来的，他蹲在门槛上吃完，接着回去核对银票票号。
大年初一那天，外头鞭炮震天响，他在灯下把孙茂德的供词和范家账簿逐条比对，墨汁干了三回，砚台上结了一层薄冰。
如今事情了了。
海瑞站起来，腰椎“咔”一声响，疼得他龇了下牙。
值房里的炭火早灭了，没人续，也没人敢进来——这十来天，新闻部上上下下都知道海部长脾气不好，稿子里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要被打回来重写，没人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触他霉头。
他裹紧棉袍，推门出去。
外头的日光白晃晃的，照得他眯了好一会儿才适应。
正月初八，年还没过完，衙门口的灯笼还挂着，红绸子被风吹得卷了边。
海瑞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家里米缸见底的时候，他老娘会把缸盖敲得山响。
十一天没回去了。
他老娘今年七十三，耳朵还灵，眼睛也没花，就是脾气越老越硬。
上回他连着三天没回家，老太太让邻居捎了句话过来，只有五个字：“死外头算了。”
海瑞把袖子拢了拢，迈步往前门大街走。
不急着回家。
先买点东西。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数了数——俸禄改制以后，他一个月的薪俸折银下来有一百二十两，年底还有考绩的额外津贴。这笔钱搁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他当淳安知县那会儿，全家一年的开销不超过二十两。
布包里还剩三十多两碎银，够了。
前门大街上人挤人，比平时还热闹。
报纸的事儿发酵了一整天，街面上到处都有人扎堆议论，卖糖葫芦的老头举着草把子从人缝里钻过去，嘴里喊着“冰糖葫芦嘞——”，没几个人搭理他。
海瑞先去了粮铺。
铺子里的伙计正在给一个妇人称米，见有人进来，头也没抬：“您要什么？”
“十斤白米，五斤小米。”
伙计手脚麻利地舀米过秤，装进布袋子里递过来。
海瑞接过去，掏银子。
伙计抬头看了一眼，手上的动作顿住了。
他认识这张脸。
不是因为见过——前门大街的粮铺伙计哪有机会见新闻部的部长——而是因为报纸上登过海瑞的画像。
万历元年新闻部成立的时候，第一期特刊上印了海瑞的半身像，旁边配着四个字：刚峰先生。
那张画像他在铺子后头的墙上贴着呢，跟财神爷并排。
“您……您是海……”
海瑞把碎银搁在柜台上：“多少钱？”
伙计连连摆手，声音都变了调：“使不得使不得！海大人您买米，哪能收您的钱！掌柜知道了得骂死我——”
海瑞没接话，拿手指把碎银往前推了推。
“买东西给钱，天经地义。”
伙计张着嘴，想再推辞，对上海瑞那双眼睛，话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
那眼神不凶，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是一动不动地看着你，让你觉得自己要是再客套一句，就是在侮辱他。
伙计老老实实把银子收了。
海瑞提着米袋子出了粮铺，往南走了几十步，拐进一家干货铺。
红枣、桂圆、莲子，各要了半斤。
他老娘爱喝莲子粥，搁几颗红枣进去，甜丝丝的，老太太能多吃半碗饭。
干货铺的掌柜是个五十来岁的胖老头，戴着毡帽，正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看报纸。
海瑞把东西挑好搁在柜台上，掌柜抬头一看，瓜子壳从嘴角掉下来。
“海青天！”
这一嗓子喊得够响，门口两个买花生的妇人同时扭过头来。
海瑞眉头动了一下，没纠正。
“青天”这个称呼他听了半辈子，一开始觉得担不起，后来觉得烦，再后来就懒得计较了。
掌柜从柜台后头蹿出来，双手在围裙上搓了搓，满脸堆着笑，死活不肯收钱。
海瑞把铜钱一枚一枚码在柜台上，码了十二枚，拎起干货袋子就走。
掌柜追到门口，手里攥着铜钱，喊了两声“海大人”，海瑞头也没回。
消息传得比腿快。
海瑞走到卖年糕的摊子前还没开口，摊主就认出他了——不知道是干货铺掌柜那一嗓子传出来的，还是有人跑在前头报了信。
“海大人！您尝尝这个桂花年糕，刚蒸的！不要钱不要钱！”
海瑞：“给我切两斤。多少钱。”
摊主搓着手，不敢伸手接银子。
海瑞把钱放在案板上，自己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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