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上两个季节——早上还年轻，晚上就老了。快得你来不及反应。”河生看着这段话，眼眶有些湿。他把那本小册子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抬头就能看见。方卫国写字丑，可他写的东西，总能戳到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像年轻时候他在黄河大堤上迎着风喊的那句话——“河生！你等等我！你跑那么快干什么！”那句话没有什么文采，可河生记了一辈子。从十七岁记到五十七岁，记了整整四十年。
处暑的第六天，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不是清明，不是忌日，他就是想去看看。处暑了，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墓地在青浦，坐地铁换公交，将近两个小时。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一瓶矿泉水、一块抹布。
墓碑还是老样子，黑色的大理石，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还多了几片枯叶。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菊花的花瓣在处暑的风中轻轻颤动，像一个人在点头。
“周老师，我来看您了。处暑了，天气凉了，您在那边也好吧？溪溪的电影还在上映，方叔叔看了好几遍。他说每看一遍都有新的发现。您要是在，一定也这么说。您教她写字，教她做人。您说过，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溪溪的字写得好，人也做得好。随您。方叔叔的字也写好了，他写了一幅‘处暑清风’送给我，挂在我书房墙上。他的字有您几分味道了，可还差得远。他自己也知道，他说他这辈子都赶不上您了。可他不急。他慢慢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他蹲了很久，腿有些麻，在碑前的石阶上坐下来。石阶被夏天的太阳晒过，还留着余温，隔着裤子暖暖的。他拿出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水不烫了，温吞吞的，刚好入口。他想起周老师生前也爱喝茶，龙井。
“周老师，您走了以后，我每年春天还买龙井。没人喝了，我自己喝。您教我的那些东西，我都记着。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您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方叔叔说他也记着。他说您是他见过的最好的老师。您只教了他一年，可他记了您一辈子。”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阳光从松柏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稀疏的光影。远处有鸟在叫，声音脆生生的，像是黄鹂，又像是画眉。
“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处暑了，天凉了，您那边要是也凉了，就多穿点衣服。别冻着。”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河生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菊花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阳光照在上面，黄得发亮。
处暑的第七天，陈溪从北京回来了。电影的宣传期结束了，她在北京待了好几个月，瘦了，黑了，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可精神很好，脸上带着笑。一进门就喊“爸”“妈”，扑过来抱住林雨燕。
“妈，我回来了。想你们了。”
“回来了就好。”林雨燕抱着她，眼泪掉了下来。
陈溪松开林雨燕，走到河生面前。“爸，我回来了。方叔叔让我给您带个好。他说他想您了，说他等凉快了就来上海看您。现在凉快了，他该来了。”
“他该来了。他每次都说明年，明年又明年。明年何其多。他来了，我给他泡茶。龙井，今年的新茶。他来了，我给他看我的字。他来了，我陪他去船厂看第六艘航母。他来了，我陪他去黄河边。他来了，我陪他去任何他要去的地方。”河生的眼泪掉了下来。
陈溪抱住他。“爸，方叔叔会来的。他说了来，就一定会来。他从来不骗您。他骗过您吗？他骗过您一次吗？”
“没有。他骗过所有人，没骗过我。”
处暑的第八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老家的邮戳。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上是枣树，枝头的小枣红透了，红彤彤的，亮晶晶的。大哥站在枣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笑得很开心。他的牙齿又掉了一颗，可他笑得更开了。
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河生，枣红了。我给你留着。你啥时候回来？”
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
晚上，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哥，枣红了？”“红了。我给你留着。你啥时候回来？树上的枣不多了，鸟天天来吃。你再不回来，就让鸟吃光了。你那个人，一辈子不着急。年轻时候不着急，老了还是不着急。你什么时候能着急？”“等过了八月十五，我就回去看你。”“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石榴树，果子已经红透了，好几颗裂开了口子。处暑了，夏天快过完了，秋天来了。
河生坐在书房里，铺开宣纸，拿起毛笔，蘸了墨，在宣纸上慢慢地写着。他写的是——“处暑”。写好了，他看了很久，把它贴在墙上。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处暑清风”。方卫国的字比他写得好，周老师的字比他写得更好。可他不急。他慢慢练，练到写不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