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送他到村口。她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看着他。
“妈，您回去吧。别送了。”
“我看着你走。”
“妈，您要好好的。等我回来。”
“好。我等你。”
他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那里，朝他挥手。她的动作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她的嘴唇在动，在说什么。他听不清。但他知道，她在说“我等你”。
他转过身，大步往前走。不敢回头。他知道，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十二月中旬，河生回到了上海。
驱逐舰已经交付海军，他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但他没有休息，开始准备孟教授的研究生课程期末考试。航母甲板钢的课题已经完成了，但他还要复习其他课程——高等船舶力学、船舶结构振动、舰船隐身技术、武器系统集成。每一门都要花时间，每一门都不能放松。
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白天在研究所整理技术资料，晚上在宿舍看书复习。周末去交大上课，跟孟教授讨论课题。他的桌上堆满了书和笔记本，像一座小山。他的电脑里存满了论文和报告，像一个图书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公式和数据，像一台计算机。
刘建国也在准备期末考试。两个人经常在图书馆里碰面，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说话，各自看书。偶尔抬起头，对视一下，点点头，又低下头继续看。
“建国，你复习得怎么样？”
“还行。你呢？”
“还行。”
“你每次都还行。然后考出来又是第一。”
河生笑了。“你也不错。上次考了第二。”
“第二没用。第一才是目标。”
“那你追吧。我等着。”
刘建国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点光。那是挑战的光，是不服输的光。河生喜欢这种光。它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跑，有人在后面追。他不能慢，不能停，不能回头。只能往前跑。
十二月下旬，河生收到了林雨燕寄来的新年贺卡。
贺卡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只金色的老虎——一九九九年是虎年，二〇〇〇年是龙年。她在贺卡上写了几行字：
河生：
新年快乐！一九九九年过去了，二〇〇〇年来了。这一年，你造出了驱逐舰，我考上了研究生。我们都进步了。明年，我们要更努力。你说过，走着走着，就到了。我们走着走着，就会走到一起的。
你妈身体怎么样了？你上次来信说，她好多了。你让她按时吃药，别舍不得。药不能省。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光顾着工作。
春节我去看你妈。说好了。
雨燕
河生把贺卡放在枕头底下，跟铜铃、书签、照片、钢笔、围巾放在一起。他的枕头底下已经有很多东西了，鼓鼓囊囊的，像一座小山。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人，一段记忆，一份感情。他摸了摸，一样不少。
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
雨燕：
贺卡收到了。新年快乐。
一九九九年过去了，二〇〇〇年来了。这一年，你考上了研究生，我造出了驱逐舰。我们都进步了。明年，我要继续努力，学好航母设计的知识。你也要继续努力，当一个好老师，好学生。
我妈的身体好多了。按时吃药，按时复查。她说，谢谢你给她寄的核桃。她让你春节来家里玩，她给你做红薯面糊糊。她说，你太瘦了，要多吃点。
春节我一定回去。我们在家见。
河生
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了出去。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
上海的街头到处是迎接新千年的气氛。南京路上挂满了彩灯，外滩上挤满了人，黄浦江边的栏杆上系满了红丝带。人们挥舞着荧光棒，放着烟花，喊着口号，等待着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
河生没有去外滩。他一个人站在黄浦江边，离外滩很远的地方，靠近船厂。这里很安静，没有人群，没有烟花，只有江水在流，只有船在走。他站在栏杆边，看着对岸的浦东。陆家嘴的高楼已经初具规模，东方明珠塔在夜色中闪着光，金茂大厦还在建，塔吊的轮廓在灯光下像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农田。现在，它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十年后，它会变成什么样？二十年后呢？三十年后呢？他想象不出来。但他知道，它会越来越好。因为有一群人在努力，在奋斗，在建设。他也是其中之一。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凉凉的，慢慢变暖。他摇了摇，叮——很轻，很远。像是德顺爷在说话，像是父亲在说话，像是黄河在说话。
“德顺爷，一百年过去了。新的世纪要来了。您在那个世界，过得好吗？您看见了吗？中国强大了。香港回归了。我造出驱逐舰了。您高兴吗？”
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江水的气味。远处的钟声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