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泪流下来了。他没有擦，让它流。流到枕头上，湿了一片。
第二天，学校降了半旗。
国旗在旗杆上缓缓升起，又缓缓降下，停在中间。全校师生站在操场上，默哀三分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凉凉的，吹得国旗哗哗响。河生站在队列里，低着头，看着脚下的地。地上有草，嫩绿的，刚冒出来。他想，春天还是来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春天都会来。
默哀结束，校长讲话。他说，邓爷爷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路人。他说，我们要继承邓爷爷同志的遗志，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把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他说，同学们，你们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河生听着，心里忽然很平静。他知道，邓爷爷走了，但他的路还在。那条路，是改革开放的路，是现代化的路，是让中国强大的路。他要在那条路上走下去。一直走，走到头。
四
三月下旬，校园里的气氛慢慢恢复了正常。但有一种东西变了，变得更深、更沉、更厚。同学们学习更认真了，上课更专心了，自习更刻苦了。有人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有人把课本翻了一遍又一遍，有人做习题做到深夜。河生知道，这是因为邓爷爷。因为他走了，大家更珍惜他留下的东西——知识、机会、未来。
河生也更努力了。他每天五点起床，听英语，看专业书。白天上课，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晚上自习，复习当天的内容，准备明天的内容。周末去图书馆，看参考书，做习题，写读书报告。他的生活像一台精密的钟表，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有安排，都有目标。
课程设计进入了最后阶段。他要把这学期学的所有知识都用到设计中去——阻力、推进、稳性、结构、振动。他要把每一个参数都算准，每一根线都画直，每一个标注都写清楚。他要把这艘船设计成一艘真正的船，不是纸上的，是心里的。
最难的是振动计算。船体的振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发动机的激励、螺旋桨的激励、海浪的激励，三种激励叠加在一起，产生复杂的振动响应。他用有限元法，把船体分成五百多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列一个方程，五百多个方程，用计算机求解。陈志远教他用苹果电脑上的有限元软件，他学了两天，学会了。然后他花了一个星期，把船体的振动模态算出来了。结果很好，振动频率避开了发动机和螺旋桨的激励频率，不会发生共振。
他把结果拿给孟教授看。孟教授看了，点点头：“不错。你的有限元用得越来越熟练了。但还有一点，你的阻尼系数取的是经验值，不够精确。你应该用实测数据，或者用更精确的理论公式。改一下，再算一遍。”
河生回去改了三天，重新算了阻尼系数，重新算了振动响应。第二次拿给孟教授看。孟教授看了，点点头：“好多了。继续做下一部分。”
河生松了一口气。他开始做最后一部分——结构强度校核。他用有限元法，把船体的应力分布算出来了。结果很好，最大应力在许用应力范围内，安全系数满足规范要求。
他把所有的计算结果汇总，写成设计报告。报告写了五十多页，包括计算书、图纸、表格、曲线。他写了三天三夜，改了五遍。每一个公式都检查了，每一个数字都核对了一遍，每一根线都重新画了一遍。他把报告装订好，封面上写着：
沿海货船设计报告
船舶工程系94级 陈河生
一九九七年四月
他看着封面上的字，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成就感。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个完整的设计。从船型选择到主尺度确定，从线型设计到总布置设计，从结构设计到性能计算，每一步都是他自己做的。这艘船，是他心里长出来的。像一棵树，从种子发芽，慢慢长大，长出枝干，长出叶子，开出花，结了果。
他把报告交给张老师。张老师翻了翻，说：“不错。你用了很多新方法——有限元、模态分析、随机振动。这些方法，研究生都不一定用得好。你一个本科生，能用成这样，不容易。”
“谢谢张老师。”
“但是，”张老师话锋一转，“你的报告有个问题。你的计算很精确，但你的设计太保守了。你用了很大的安全系数，结构很结实，但太重了。船太重，载货量就小了，经济性就差了。设计一艘船，不是越结实越好，是在安全和经济的平衡点上。你要找到那个点。”
河生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一直以为，越结实越好，越安全越好。但张老师说，不是这样的。太结实了，船就重了，重了就装得少了，装得少了就赚得少了。设计，就是在各种矛盾中找平衡。安全与经济，强度与重量，速度与油耗，稳性与舒适性。每一个参数都是双刃剑，砍这边伤那边。
“那我该怎么改？”他问。
“减重。”张老师说，“把安全系数降下来，把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