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陷在漩涡里，是我幼稚的代价。加上我在坪陂村，只有两个知青，连给我辩白的机会也没有。
谁知不久，机会倒是来了。
插队第一年，我们知青的信件来来往往都给拆开的。老肖，那个南昌的下放干部，极左分子，他想从信件里找出他认为需要批斗的人。果然，给他找出了三个。其中就有汪剑玉。
那时，我写的信里都是浪漫的诗句，也是真性情，因为山里的秀美风景深深吸引了我，而且石队长对我很好，所以我没有很困难的生活问题。他们查了我好几封信，没有找到不适当的言语，因此我成了一个“良民”。老肖要我向汪剑玉“开炮”，这是给我的一个考验。
我对自己初出家门就摔一跤的事，是有自己的认知的，我并没有怪罪别人，哪怕有人因此回泼了我一身墨，也是我成长路上的教训。现在要我乘人之危，来个报仇雪恨，我也不会。
于是，我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最后，我落了个“没有斗争性”的结论。
然而要知道，这个可是被他们记进档案的政治结论，而知青同学的叽叽咕咕只是口水小事，但是，我都得忍住，因为那是我先出的错。
汪剑玉来学校上课，我们在闲谈中，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他也很快谅解了我。我们从此可以坦然面对。但是，现在他醉酒需要人照顾时，我又想最好回避，于是，我留下了那个学生，关照她好好照顾老师，自己抽身走了。
第二天，他醒过来，很不好意思地打招呼，我也只是淡然一笑。不过我们倒是闲聊起来。
他告诉我，最近南京有个知青，编了一首《知青之歌》，问我知道吗？我茫然地摇摇头，看来我还是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呢。他说那首歌写出了知青的真实生活和感受，但是，作者却因为写了这首歌而被枪毙了。
我听了，震惊到心紧紧缩成一团，还感到一阵一阵的痛……就这么一首歌，有什么反动作用，用得着拿一条命来抵吗？
就在这时，坪陂队的陈副队长急匆匆地进来找我，要我赶快跟他出去看看。我见他一脸紧张，就十分狐疑地跟着他，跑出了学校大门。
他指着正在走出库前的两个人说：“你认识他们吗？”我左看右看，不认识。
陈副队长告诉我说：“这两个人是来调查你的。”
我惊愕地瞪大眼睛，“我？”
“是的，”他见我不清楚，赶快告诉我说，“他们说你在库前小学搞封资修，还包庇偷听敌台的人。大队宗书记把我和石队长也一起叫到队部，配合他们的调查。他们还要看你的档案，想了解你是什么成份，并要我们写写你在队里的表现，什么‘好逸恶劳’呀，什么‘资产阶级情调’呀，还有一些我也背不出来了。”
我一听脑子就嗡嗡作响，刚才汪剑玉告诉我的，那个《知青之歌》的作者，被枪毙的事情，心里的寒气还在，却好像一转眼就要轮到自己了？我觉得脊梁骨不断发凉，双脚发软，……
陈副队长，见我脸色煞白，赶快对我说：“别害怕，他们被石队长痛骂了一顿。石队长说你就是他的女儿，要查就来查他。石队长一生气，还将他的旱烟杆子都拍断了。那两个人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
我呆在那里，泪流满面……
那个年代，哪怕一件小事，不留神就会像在水面削了一块小石头，或许会引起一连串的跳跃，与越来越大的漪涟，到后来会发酵成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如果他们把我关押起来，加一个罪名，“包庇偷听敌台的反革命”，我会伏首认罪吗？我肯定忍死理，没有的事怎么可以说有！那么后面就会演变成；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了……如果再加上发动群众来批斗……我对别人是会“三缄其口，一言不发”，而别人……？
最幸运的是，我遇上了贵人，在那么可怕的当儿，石队长用他纯真善良、金子般的心，又一次像父亲那样默默地护卫着我，使严重的事件没有发生。
然而，很快到了春插时节，这次队里让大周老师留在学校，一二年级不放假，却要我跟着支援平原插秧队，去山下罗坊村，参加十天左右的春插。看来，那两个不认识的外调人员说我“好逸恶劳”，“宣传封资修”的控诉，还是要让我付出代价的。
插队的第一年，我就学会了插秧。
虽然下水田很苦，春插又有时间要求，起早摸黑，腰酸背痛非常辛苦，但是我有一定的经验，所以也不很怕。
当然，在平原插秧与我们山里比，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田平平整整一亩一块，连成一片。
而我们山里的梯田，一小块一小块，一圈一圈绕在山梁上。那时，我们山里还流传一个笑话，说是上山插秧的人，数好了有十块田，怎么插好秧就只有九块田了？原来有一块田被斗笠盖住了。
所以，我们山里人习惯，插一下秧，就得直起腰来走走田埂。现在去平原，就没有直腰的机会了。
到达目的地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就出工了。
我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