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人彻底放下戒备、深度参与所谓“合作”之后，境外势力迅速撕下伪装，从温和的利益利诱转向强势威逼胁迫，利用前期合作留存的证据、掌握的个人把柄，全方位控制四人，彻底断绝其退路，逼迫四人服从操控、参与非法活动。境外势力深知四人常年往返边境、家人均在境内生活，极其看重个人声誉、家庭安稳和生意稳定，便针对性实施精准胁迫。首先，对方刻意留存四人参与合作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工作影像等所有证据，明确告知四人，其参与的相关工作并非单纯民间贸易合作，而是涉及跨境信息搜集、边境动态摸排、人员信息登记的敏感工作，一旦擅自退出、拒绝配合，就会将所有证据移交相关部门，捏造违规违法事实，让四人身陷纠纷、影响家庭和生计。
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利用缅北混乱的治安环境，实施人身安全胁迫。四人滞留缅北期间，对方以“保障安全”为名，安排专人全程跟随四人，实则实时监控其行踪、限制其自由。一旦四人表现出犹豫、退缩、想要终止合作的态度，对方就立刻通过暗示、威慑、围堵等方式施压，告知四人在缅北无任何安全保障，其人身自由、生命安全、跨境生意全部掌控在对方手中，若敢违抗指令，不仅会断绝其所有跨境生意渠道、冻结其境外收益，还会对其在缅北的人身安全、境内的家人生活进行干预施压。1996年11月中旬，四人曾因察觉工作内容愈发敏感、风险急剧升高，多次提出终止合作、返回境内，均遭到境外势力的严厉拒绝和强势威胁。对方直接亮出底牌，明确告知四人，从参与合作、领取报酬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绑定相关工作，无任何退出余地，要么全程服从指令、完成所有安排任务，持续配合境外势力开展边境渗透相关工作，要么承担身败名裂、生意尽毁、人身遇险、家庭受牵连的严重后果。
彼时的四人深陷缅北复杂混乱的环境，孤立无援、进退两难。身处境外陌生区域，远离国内监管和亲友庇护，不熟悉当地维权渠道，面对境外势力的强势威逼和精准拿捏，既畏惧高额利益瞬间落空、多年经营的跨境生意彻底崩塌，更恐惧人身安全受到侵害、家人生活被牵连影响。长期的利益侵蚀早已瓦解了四人的底线和定力，突如其来的强势威逼彻底击碎了四人的反抗底气，在贪欲与恐惧的双重裹挟下，四人彻底放弃抵抗、被迫妥协，完全听从境外势力的操控安排，按照对方的指令持续开展相关工作，沦为境外势力渗透我国西南边境的工具。
在境外势力的操控下，1996年11月中下旬，张晓虎、雷翅鹏、陈晓欧、欧阳燕四人按照分工，持续配合开展各类违规工作，成为境外势力伸向我国边境的“触角”。其中，张晓虎依托自身跨境货运优势，重点负责摸排中缅边境货运通关时段、巡逻频次、边境管控薄弱点位，记录跨境货运人员流动、物资查验相关动态，定期向境外势力报送边境货运管控信息；雷翅鹏凭借劳务中介的人脉优势，负责统计边境往返务工人员信息、摸排基层边境从业者身份背景、收集民间跨境往来动态，为境外势力筛选潜在渗透目标、提供人员信息支撑；陈晓欧利用小商品贸易的便利，以跨境商贸对接为掩护，频繁穿梭于边境沿线，观察记录边境卡口管控变化、人员查验流程、临时管控政策，传递实时边境动态；欧阳燕则承担核心联络工作，负责四人内部工作统筹、与境外势力对接反馈、信息汇总报送，同时负责对接境内外相关人员，搭建隐秘联络渠道，保障境外势力渗透工作持续推进。
整个1996年11月，境外势力对四人的操控呈现出“利诱铺垫、威逼锁控、深度裹挟、持续利用”的完整流程，手段极其隐蔽、套路层层递进、针对性极强。不同于单一的暴力胁迫或简单利益诱惑，此次境外势力的渗透操控，精准把握边境从业者的生存现状、心理弱点和利益诉求，先以温和的利益合作瓦解戒备，再以精准的把柄胁迫锁定人身，最终实现对四人的全方位、无死角控制。四人从最初的被动参与、心存侥幸，到中期的利益沉迷、主动配合，再到后期的恐惧屈服、完全受控，一步步突破认知底线、触碰合规红线，在境外势力的精心布局下，彻底陷入跨境渗透的灰色泥潭无法自拔。
纵观整件事件，张晓虎、雷翅鹏、陈晓欧、欧阳燕四人之所以会被境外势力成功策反裹挟，核心原因在于自身思想防线薄弱、风险意识缺失、贪欲作祟，同时也折射出九十年代中期缅北边境地缘环境复杂、跨境管控存在短板、民间涉外人员安全教育不足等多重问题。从个人层面来看，四人常年往返边境，长期接触跨境复杂环境，却始终缺乏国家安全意识、涉外风险防范意识，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心存侥幸、漠视风险，在小额利益面前放松警惕，在强势威逼面前丧失底线，最终被境外势力精准拿捏、深度利用。四人深知跨境工作的敏感性，却依旧贪图不义之财，明知后续工作涉嫌违规风险，却因恐惧胁迫、贪恋收益选择妥协盲从，最终亲手将自己推入违法违规的深渊，不仅个人前途受损、声誉尽毁，更对边境安全、跨境管控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
从外部环境层面来看，1996年缅北地区正值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