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朝堂之上非议四起、弹劾不断、骂声一片。以元老重臣、世家官僚、大地主阶层为核心的守旧派，全方位抨击新法，不仅质疑新法的实施成效、诟病新政弊端，更从礼法道义、祖宗纲常的高度全盘否定变法。守旧派群臣纷纷上疏，指责王安石擅自变更祖宗法度、背弃圣人儒学之道，批评其“以富国强兵功利之术蛊惑君心，急功近利、舍弃圣贤旧学”，痛斥其“推崇商鞅刑名之术、空谈财利背弃孟轲仁义之道，轻视老成重臣、摒弃朝野公论”。一时之间，朝野流言汹汹、攻讦不绝，新旧两派针锋相对、势同水火。
面对满朝非议、群情汹汹的舆论压力，王安石心志坚定、绝不退缩，当众喊出震烁古今的**“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宣言，彻底击碎守旧派的道德枷锁，坚定推行变法的决心。
年轻的宋神宗此时革新意志极为坚定，全力偏袒、支持王安石与新法。面对满朝守旧大臣空言仁义道德、却对王朝积弊束手无策的空谈风气，神宗直言驳斥：“人臣但能空谈道德虚名，而无治国安民、富国强兵、兴利除弊的实际功业，于天下社稷毫无裨益。”他坚决主张道德仁义与实干功名并重，严厉反对守旧派固守成规、空谈义理、无所作为的迂腐政风，以帝王权威为新法保驾护航。
为扫清变法阻碍、震慑守旧势力，神宗铁腕整肃朝堂，接连罢免、外放、贬黜一众反对新法的元老与台谏官员。御史中丞吕公著因直言请罢新法，被直接外放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等一众台谏臣僚，因屡屡非议新法、阻挠新政推行，尽数被剥夺言事职权，相继罢官离朝；翰林学士范镇三度上疏极论青苗法弊端，坚决反对变法，最终被削夺官职、勒令致仕归田；三朝元老欧阳修屡次请求辞官，神宗知晓其反对新法，顺势准其致仕归隐；重臣富弼因刻意阻挠青苗法推行，被罢免使相重职；元老文彦博直言市易法与民争利、损害士族利益，屡次抗辩新政，最终被外放出京，镇守魏地。
经过一轮雷霆式的朝堂清洗，守旧派势力遭受重创，朝堂舆论格局彻底重塑，新法推行的外部阻碍大幅削弱。
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再度破格提拔王安石，擢升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位居宰辅、总揽朝政，赋予其统筹全国变法的最高权力。自此，熙宁变法彻底进入全盛高潮阶段。在王安石的统筹主持下，一套系统完备的新法体系全面落地，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核心新政先后颁行州县，在全国范围内层层推进、全面实施。
为保障新法能够精准制定、高效推行、落地见效，杜绝旧官僚体系拖沓推诿、阻挠变法，宋神宗特意下旨，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专属核心机构，独立于原有三省六部体系之外，专门负责草拟、修订、统筹户部、度支、盐铁三司财政经济新法条例，由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总领变法全局。
同时，神宗采纳王安石举荐，大胆破格提拔、启用一批锐意进取、务实肯干、支持变法的新锐官员，其中包括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众能臣。这批新兴官僚摆脱了老臣的守旧迂腐，精通实务、擅长理财治政，成为推行熙宁新法的核心骨干力量，为变法注入了全新的朝堂活力。
即便有帝王鼎力支持、权臣全力主持、新锐官员全力推行，熙宁新法的落地依旧举步维艰、阻力重重。究其根本，此次变法直击王朝百年积弊，全方位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宗室世家的特权与既得利益。新法抑兼并、均赋税、裁冗费、夺私利，打破了权贵阶层世代垄断土地、财利、仕途的格局，因此从变法启动之初，便遭到特权阶层不顾一切的激烈抵制。
更致命的是，反对新法的势力，不仅有朝堂文武重臣，更得到了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神宗皇后向氏等后宫核心势力的强力支持。后宫代表着皇室保守势力与世家外戚集团的利益，她们屡屡在深宫劝谏神宗，痛陈新法弊端、哭诉士族疾苦，持续向神宗施压，成为阻挠变法的重要幕后力量。
与此同时，新法本身因推行仓促、地域差异巨大、基层执行失当，存在诸多制度缺陷与实操漏洞。部分新法在地方落地后，被基层官吏扭曲滥用、层层加码、盘剥百姓，非但未能利民惠民，反而滋生新的弊端，损害底层民众利益。正因如此，不少心怀正直、并非迂腐守旧的贤臣名士，也纷纷加入反对新法的行列，苏辙、韩琦、司马光等名臣，皆屡次上疏，直言新法弊病、请求废止新政，新旧之争愈发激烈。
内外层层阻力、朝野持续争议、新法实操乱象、后宫不断施压，让原本意志坚定的宋神宗，心态逐渐动摇、反复犹疑。他亲眼目睹新法推行中的弊端、朝野撕裂的乱象、天下非议的声浪，不再像变法初期那般全然信任王安石、对新法深信不疑。曾经君臣同心、毫无隔阂的格局被打破，神宗开始频繁制衡王安石，对其政见不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