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元年（926年），李嗣源以花甲之年登基称帝，是为唐明宗。其时他年届六十，久经戎马、身心疲惫，且久历行伍、不娴文治，遂将朝廷日常庶务、军国大政全权托付两大核心重臣：枢密使安重诲总领中枢机要、决断军政大事，宰相任圜主持外朝政务、典领百官。
任圜一身兼任三司使，总揽全国财赋度支、户口钱粮、国库收支，执掌国家经济命脉。其人品性刚正、公心为国、清廉干练、极富治世之才。执政之后，他大刀阔斧整顿唐末以来崩坏百年的吏治财政，大力拔擢寒门贤才、摒弃权贵私党、杜绝请托贿赂、严禁私门干政，事事以社稷为先、以民生为本、忧国如家、勤勉奉公。
历经庄宗末年的宠伶乱政、宦官祸*国、大肆奢靡、横征暴敛，天下府库空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任圜锐意改革、裁汰冗官、紧缩开支、整顿赋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严核贪腐、充盈国库。仅一年时间，便令后唐府库充实、粮草有余、军民富足、百姓安居、朝纲粗立，终结了庄宗时代的乱象，缔造五代乱世之中极为难得的小治之世。
相较于清廉奉公、以天下为重的任圜，枢密使安重诲则是截然不同的权臣面貌。他身为李嗣源潜邸旧臣、拥戴首功、佐命元勋，随明宗起兵定乱、辅佐登基，劳苦功高、根基极深、深得君主信任。安重诲秉性忠直、勤于职守、事君尽心、夙夜操劳，确有辅政之功。
但其性情刚愎狭隘、恃功自傲、矜宠专权、目中无人。自恃拥立大功、君主倚重，日渐骄纵跋扈、独断专行、作威作福、把持中枢、压制百官、肆意弄权，朝野内外无敢抗衡。
一文一武两大重臣同朝辅政、共执国柄，却政见相悖、性情相左、势同水火。任圜秉公持正、刚直不阿、恪守法度、以理服人；安重诲独断专行、意气用事、好胜争权、喜专己功。二人每逢朝堂议政、裁决国事、进退官员，常常争执不休、互不相让，由政见分歧演变为意气之争，甚至当庭厉声呵骂、失尽朝堂体统。宰辅失和、中枢分裂，为日后惨烈的权斗屠戮埋下巨大隐患。
天成二年（927年），安重诲凭借枢密权重、君主宠信、近臣优势，屡次排挤倾轧任圜。任圜屡遭打压、处处受制、孤掌难鸣、无力抗衡权臣，最终被罢去宰相之职，改授太子少保的闲散虚职。心灰意冷、看透朝堂黑暗的任圜，不愿再混迹污浊朝堂，随即上书请求致仕归田，退居磁州闲居，自此远离中枢、不问政事、只求安身避祸。
然而权臣构陷、欲加之罪、无患无辞，退隐并不能保全性命。同年十月，明宗李嗣源下诏巡幸汴州。彼时天下初定、人心未稳、藩镇尚存疑虑，朝野流言四起、谣言纷飞：或传言皇帝将要大举东征、征伐淮南吴国；或传言朝廷意欲借机突袭、剪除跋扈藩镇、清洗地方军阀。
流言震荡中原，坐镇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朱守殷本就心怀不安、暗自惊惧，听闻风声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被朝廷清算诛杀，索性铤而走险、据汴州举兵叛乱、割据自守。
朝廷即刻派遣大将范延光率军平叛，大军急进、攻破汴州、迅速平定叛乱、诛杀朱守殷，汴州之乱旋起旋灭。
但这场短暂的藩镇叛乱，却被安重诲视作铲除政敌的绝佳契机。他抓住机会、罗织罪名、刻意构陷，恶意污蔑早已归田闲居的任圜，谎称其暗中勾结朱守殷、私通叛臣、预谋作乱、暗藏反心。
安重诲倚仗枢密大权、矫造诏旨、不经三司核查、不经廷议定罪，直接假传圣旨赐死任圜。一代治世能臣、清廉贤相、为国理财、安定民生的社稷功臣，最终蒙冤殒命、无辜被杀。
最为可悲的是，李嗣源心中明知任圜一生忠直、绝无反心、乃是千古奇冤，清楚这是安重诲挟私报复、擅杀大臣、构陷忠良，却念其佐命旧功、心存姑息、不愿深究权臣罪责、不予追责、放任冤案成立。
自此之后，朝中再无可以制衡安重诲的重臣，安重诲权势彻底达到顶峰、权倾朝野、威震内外、无人敢逆其意。朝堂百官、内外诸将、宗室亲王皆畏其威势、俯首听命。就连皇子李从荣、李从厚，身为帝子、尊贵无双，也对安重诲恭敬谄媚、谨小慎微、敬事不暇、唯恐得罪。
满朝文武、宗室亲贵尽皆臣服，唯独河中节度使李从珂，军功盖世、威望极重、性情刚毅、不肯屈从依附，成为安重诲心中最大的忌惮与眼中钉、肉中刺。安重诲日夜思虑、欲除之而后快、彻底扫清权路障碍。
长兴元年（930年），安重诲暗中谋划、设下圈套、私遣亲信唆使河中府牙将杨彦温，伺机驱逐主帅李从珂、占据河中、制造兵变罪名，借机扳倒李从珂。
恰逢李从珂出城检阅战马、巡视军备、离开府城，杨彦温即刻依计作乱，关闭河中空门、拒城自守、封锁内外通路，不许李从珂回城，逼迫其孤身返回洛阳、等候发落。
兵变突发、河中大乱，消息传至洛阳。李嗣源急召李从珂回朝问询，同时派遣大将药彦稠率军征讨河中、平定杨彦温之乱。
叛乱平定之后，安重诲再度唆使宰相联名上奏、罗织罪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