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惠及百姓、有益于地方的善事，他便会一一记录在姓名旁，作为日后考核升迁的重要依据。
为了坚守才行俱兼的用人原则，李世民始终坚持不重用才优而行薄之人，许敬宗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许敬宗文采出众、擅长文章辞赋，武德年间便被召补为秦府学士，深得太宗赏识其文采。然而，许敬宗虽有过人之才，却德行有亏、品行不端，因此在贞观一朝，他为官三十年，职位始终不过是列曹尹，并无实权；而马周、刘洎等出身寒门、品行端正、德才兼备之人，从白身起步，短短六七年间，便一路升迁至宰相之位。
究其缘由，许敬宗的文学才华固然出众，马周、刘洎二人虽在文采上无法超越他，但太宗对二人的信任重用与对许敬宗的疏远，根本原因在于许敬宗才华横溢却品行浅薄、德行不堪大任。据《旧唐书·许敬宗传》记载，许敬宗一生贪慕名利、品行不端，是典型的才优而行薄之人。即便后来太宗亲自东征高句丽，许敬宗在驻跸山大捷之时，立于马前奉旨草拟诏书，文辞华丽、文采斐然，深得太宗赞叹与赏识，但太宗始终坚守用人原则，从未放松对官员德行的要求，终其一生都没有对许敬宗予以重用，足以可见太宗对用人标准的严格坚守与高度重视。
在用人之道上，李世民还深刻吸取了隋炀帝用人多疑、离心离德，最终导致王朝覆灭的惨痛历史教训，始终坚定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给予臣子充分的信任与尊重。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在与侍臣探讨君臣相处之道时郑重说道：君臣之间“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他清晰地认识到，君臣之间唯有彼此信任、坦诚相待，才能同心协力治理国家，若是君臣相互猜忌、心怀隔阂，必然会导致朝政混乱、国家受损，这是治国理政的最大隐患。
早在武德年间，刘武周部下的大将尉迟恭兵败之后，率部向李世民投降，忠心归顺。但不久之后，尉迟恭麾下的部分部将暗中叛逃，军中诸多将领便无端猜忌尉迟恭必定也会谋反，擅自将他囚禁在军营之中。屈突通、殷开山等朝中重臣，更是纷纷劝说李世民趁早杀掉尉迟恭，以绝后患、消除隐患。但李世民却力排众议，始终坚信尉迟恭的忠诚，当即下令将其释放，还特意将他引入自己的卧室内，赏赐重金珠宝，坦诚地说道：“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正是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让尉迟恭感念于心，此后一生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在战场上屡立奇功、出生入死，多次救太宗于危难之中，最终功冠诸将，成为大唐开国功臣中的翘楚。
保全开国功臣，是李世民用人路线的核心思想，更是他区别于历代开国君主的鲜明特质。李世民并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在天下平定之后，大肆屠戮开国功臣、斩除异己，而是对一众跟随自己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功臣宿将，始终心怀宽厚、善待有加，竭力保全他们的功名与安危。
这些开国功臣，尤其是其中一大批骁勇善战的武将，在天下平定、朝廷偃武修文的历史时期，早已失去了昔日驰骋战场、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以文治国、处理朝政，又并非他们所擅长的领域，难以在朝廷核心部门委以要职。身份与职责的转变，让部分昔日功高盖世的武将心生落差，难免居功自傲、时常发出怨言，这也是封建王朝开国之后的常见现象。面对这一局面，李世民深刻吸取历史上开国君主与功臣反目、朝堂动荡的惨痛教训，既坚定不移地坚持“才行兼备”的用人路线、整顿朝堂吏治，又竭尽全力保全开国功臣、安抚人心，巧妙实现了吏治整顿与保全功臣的和谐统一。
在对待开国功臣尉迟恭的态度与处置方式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李世民对开国功臣的良苦用心与执政智慧。尉迟恭作为开国武将，不仅战功赫赫，更是在玄武门之变等关键节点，对李世民屡有救命之恩、护驾之功，是太宗最为倚重的武将之一。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尉迟恭被赐爵吴国公，官拜右武侯大将军，位高权重。
但他也因功高盖世而心生自负，平日里居功自傲，经常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朝中核心文臣当面争执、互不相让，言语多有不敬，引得朝中执政大臣颇为不满，也给朝堂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贞观三年，李世民权衡利弊，调任尉迟恭出任襄州都督；贞观八年，又累迁其为同州刺史，既让他远离朝堂纷争，也保留其官职爵位，予以妥善安置。
后来有一次，李世民在庆善宫设宴款待群臣，席间有人位次坐在尉迟恭之上，尉迟恭当即勃然大怒，当众呵斥道：“汝有何功，合坐我上？”坐在尉迟恭下位的任城王李道宗见状，好心上前劝解调和，没想到尉迟恭愈发暴怒，竟当众大打出手，一拳击伤李道宗的眼睛，让太宗精心筹备的酒宴不欢而散，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即便如此，李世民也并没有龙颜大怒、严惩尉迟恭，而是在宴会之后，单独召见尉迟恭，开诚布公、语重心长地劝喻他，细数历代功臣居功自傲、最终身败名裂的教训，阐明君臣相处、功臣守礼的重要性，言辞恳切、情理兼具。李世民此举，并非无原则的姑息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