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长安的基础设施。此外，他还为天下学者建造了一万套住宅，以重金招募天下精通儒家经典、天文历法、医药方术等领域的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人，共计数千人齐聚长安，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化整理工作。这些举措极大地迎合了儒生群体的需求，得到了天下儒生的广泛拥戴，王莽也被视为“复兴礼乐、重现太平”的贤君。
随着声望的积累，大臣们再次发起“加赏”运动。先是四十八万余名民众，连同诸侯、王公、宗室成员共同上书，请求朝廷对“安汉公王莽”进一步加赏；随后，九百余名公卿大臣联名上奏，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赏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和特权，包括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等，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礼遇，历史上仅有少数人能获此殊荣，且往往是“禅位”的前奏。面对群臣的请求，王莽再次上演“谦让”戏码，最终在“众望所归”的舆论压力下，接受了朝廷赐予的九锡之命，其礼仪规格几乎与皇帝无异。
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假象，王莽还采取了一系列粉饰太平的措施。他派遣八名“风俗使者”前往全国各地考察，使者们回京后，纷纷上奏赞颂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称“民间无盗贼，乡邻无争斗，男女有礼，老少有序”，将这一切归功于王莽的“教化之功”。同时，王莽通过重金引诱、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方式，迫使匈奴、西域诸国、西南夷等外族纷纷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归顺朝贺，甚至有的外族首领还主动请求改汉名、受汉爵。这些举措让王莽在民间彻底树立了“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形象，为他日后篡汉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刘衎突然患病，且病情日益加重。王莽为了进一步塑造“忠臣”形象，公开举行祭祀仪式，向上天祈祷，愿以自身代替平帝去死，并将祈祷文藏于金匮之中，命人妥善保管，对外宣称“若平帝康复，愿永不泄露此文”。然而，这番“以身代死”的表演并未留住平帝的性命，同年十二月（公元6年），汉平帝病逝，年仅十四岁。
平帝的去世，让王莽再次面临“立君”的抉择。为了继续操纵政局，他坚决反对拥立年长的刘氏宗室子弟为帝，担心年长的皇帝会脱离自己的控制。最终，王莽选中了年仅两岁的汉宣帝玄孙刘婴作为皇位继承人，史称“孺子婴”。因孺子婴年幼无法登基，太皇太后王政君只得秉承群臣之意，下诏命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假”意为代理）；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在日常行事中自称“予”，礼仪规格仅次于皇帝。
此时的王莽已51岁，公元6年也被改元为“居摄元年”。王莽虽无皇帝之名，却已拥有皇帝之实，其权势在朝中如日中天，这终于引发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强烈反弹。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先发难，他认为“王莽专权，必危刘氏”，于是率领自己的家臣、门客百余人进攻宛城，试图推翻王莽的统治。但由于力量过于弱小，刘崇的军队连宛城的城门都未能攻入，便以失败告终，刘崇本人也战死沙场。
刘崇的叛乱虽被迅速平定，但却点燃了反对王莽的火种。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联合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等人起兵反抗，翟义拥立刘信为皇帝，自称“大司马、柱天大将军”，并向全国各地发布檄文，揭露王莽“欲篡汉自立”的野心，号召天下人共同讨伐王莽。翟义的叛乱得到了广泛响应，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霍鸿等人也趁机起兵，一度逼近长安，局势十分危急。
面对叛乱，王莽十分恐惧，甚至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为了稳定人心，他一方面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中祈祷，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只是代理朝政，终将归还皇位”的“决心”；另一方面，他模仿《尚书·大诰》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阐述自己摄位的“临时性”，承诺将来一定会将皇位归还孺子婴，试图以此平息舆论。同时，王莽调动全国大军，任命王邑为统帅，全力镇压叛乱。经过数月激战，汉军最终攻灭了翟义的部队，翟义、刘信等人被擒杀；次年，王邑又率军平息了赵明、霍鸿的叛乱，全国局势重新稳定下来。
平定叛乱后，王莽的野心彻底暴露，他不再掩饰称帝的意图。而西汉自汉武帝以后，朝廷大臣与学者中便盛行“灾异”与“禅让”的观念：时人普遍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对君主失德的谴责，若君主长期失德，上天便会“收回天命”，将皇位禅让给有德之人。早在汉昭帝时期，眭弘便曾上奏请求“禅位贤人”；汉宣帝时期，盖宽饶也因劝谏“禅让”而获罪；汉哀帝时期，更是听从方士儒生的建议，改元“太初元将”，试图通过“改元”来挽回西汉的衰运，但最终未能成功。这种“天命转移”的社会心理，为王莽代汉称帝提供了绝佳的舆论土壤。
王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大力倡导“符命”之说（即所谓“上天降下的祥瑞，预示新君将出”）。他下令，凡是向朝廷献上“符命”的人，皆可获得丰厚赏赐。在这种激励下，各地纷纷献上“符命”，有的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