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柜贴墙排列，靠窗的桌上放着一台老式复印机，旁边摞着几沓打孔的文件纸。档案管理员是个年长的阿姨，头发灰白，戴着老花镜。她用钥匙打开铁皮柜门，指了指靠墙那排架子：“三年前的登记表在那边，按月装订。你们找哪个月的？”
“六月。”我说。
阿姨从架子上抽出一本厚厚合订本，拍了拍封面上的灰放在桌上，看了看沈渡又看了看我：“这是你女朋友啊？”
沈渡翻开第一页，动作不紧不慢。“妻子。”
阿姨“哦”了一声，目光从登记表上方移到我脸上。不是看委托人——是看“嫁给这个律师的女人”。她显然记得这个年轻律师，几年前来过，一个人翻了好几个下午的旧档案。那时候身边没有别人。现在有了。她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一下：“那边有复印机。用的话跟阿姨说一声。”
我翻到那天。
那天下午的访客登记表上有六行。前五行填得工工整整——来访单位、姓名、被访人、事由、进出时间，每一个格子都填满了。第六行，时间栏写着14:17进入，15:48离开。姓名栏空白。单位栏空白。事由栏打了一个斜杠。但备注栏里有一行字，字迹潦草但能辨认——“访客要求不登记个人信息。已核实其持有总裁办临时通行证。”
我把登记表翻过去，看下一页。那天之后的归档资料缺了角，纸张边缘有撕扯过的断口，不是撕掉一页，是撕掉了半页——刚好是当天下午其他访客记录的后半段。有人在匆忙中销毁了它还没被复印的一切。但他不知道复印件就在前一页。
我抬头问阿姨：“登记表每个月复印，是你们主动印的，还是有人要求印的？”
阿姨从老花镜上方看我，又看了沈渡一眼——似乎没料到他旁边的女人会问问题。“上面让印的——总裁办。三年前突然下来的通知，说所有访客登记表必须复印存档，每个月按时交。”三年前。突然下来。
沈渡翻登记表的手没有停，但我注意到他翻页的速度慢了一拍。他在听。而我问了一个他事前没有列入提纲的问题。
“总裁办哪一位发的通知？”
“文件落款是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姓什么来着——哦，刘。刘主任。”
沈渡的铅笔在旁边那页证据目录的空白处顿了一下。极轻的一顿，笔尖在纸上留了一个微小的灰点。他没有抬头，但我看到了。
他用手机拍下那页登记表，然后把手机横过来对准备注栏那行字，单独拍了三张特写。
走出存档室的时候他把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空出来，垂在我手边，指背偶尔擦过我的手背，不握，也不躲。路过楼梯间门口时物业经理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压低到听不清任何一个完整的词。但他握话筒的指节泛白——和校庆日周彦川整理领带时一模一样。
沈渡没有看他。他低头用只有我能听到的音量说了一句话：“他迟早会打那个电话。但他会选一个能让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时间点。”
“那我们比他快就行。”
他垂眼看我，嘴角弯起——是被取悦到的弧度。不是因为我的判断正确，是因为我说了“我们”。
物业处副楼外面是停车场。我站在银杏树下摊开那张登记表复印件，阳光从树叶缝隙漏下来，落在备注栏那行字上。“总裁办临时通行证”。
“拿到登记表只是第一步。”沈渡靠在车门上，公文包放在引擎盖上。他翻出手机相册里刚才拍的登记表照片，放大备注栏。“临时通行证的发放记录存在总裁办。那份记录里会有签发人的签名。”
“签名会是周彦川本人吗。”
“不一定是他本人。但签发人一定是他认为在这个环节最不可能留破绽的人——比如他当时的直系下属。总裁办的临时通行证编号是有序列的。三年前六月的编号范围可以查到。如果这个编号在那天之前几天被人领走却没有登记到具体访客名下，就说明有人用总裁办的权限开了通行证但没走流程。”
“这个人可能就是周彦川自己。”
“或者他授意的人。不管是哪种情况，矛盾本身比直接签名更有用。在法庭上签字可以否认，但编号断档不可能解释。它证明有人绕过制度动作了。”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那支铅笔，在那页证据目录的“刘主任”旁边画了一个极小的问号。
“这个人以为登记表原件拿走就万事大吉了。但他不知道物业处会复印。他也不知道——当年经手复印这份表格的物业管理员是谁。”
“你知道？”
“正在找。许茂才只是第一个证人。刘主任是第二个。把这两个人连起来的那条线，就是第三个证据。”
他说话的时候铅笔还点在纸面上，笔尖正正压在“访客要求不登记个人信息”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字上。力道不重，但纸背透了一道浅浅的凹痕。
车里。他把保温杯递过来。水面上浮着两片薄荷叶，凉的——不是热水冲泡后放凉，是冷泡。这个人对“她今天的嗓子会比江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