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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室里安静了下来。钱先生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郭先生靠在椅背上，眼皮微微抬了一下。
刘国清把华北平原地震带的情况简单说了说。
历史上哪些年发生过地震，多大的震级，大概的范围，他一一列举。
数据不精确，但大致轮廓清晰，足够说明唐山地区位于地震带上这个事实。
“现在的建筑规范是按苏联标准制定的，苏联的地震带主要在在中亚地区，欧洲部分相对稳定。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些地方几百年来也没发生过大地震，所以他们对地震设防的重视程度不够。苏联的标准，拿来套在中国的地面上，不一定适用。我们是按苏联的标准建厂房，而不是按地震的烈度去建厂房。”他看向郭先生，“郭先生，您是力学方面的专家。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唐山地区建一个百年工程，应该按多大的烈度设防才安全？”
郭先生放下茶杯，沉思了片刻，然后笑了。那笑容很淡，像是在想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刘司长，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不过答案我暂时给不了你。烈度设防需要数据来做支撑，不是拍脑袋能决定的。”
他站起来，走到会客室门口，朝走廊里喊了一声：“小李，你去把李善邦教授请过来。对，就是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那个李善邦。就说力学所有个急事，让他放下手头的活立刻过来。”
刘国清听到这话，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
李善邦。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刘河中就是他手底下的。那个成天在唐山跑野外、搞地震观测的老实人，他的顶头上司。
钱先生见刘国清这副表情，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刘司长，李教授是郭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同事，也是我们力学所的合作研究员。他的办公室离这里不远，走过去十分钟，骑车更快。”
郭先生在旁边补充：“李教授最近在编新的地震烈度表，把苏联的标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做调整。你的这个问题，正好问到他的专业上了。”
刘国清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他来力学所是为建厂的事找力学支撑的，不是为了走后门提拔刘河中的，但事情就是这么巧，巧到他觉得不正常。
可这就是正常，有关系你就能办成事，没关系你跑断腿也没人理你。何况他只是来谈建厂抗震设防的技术问题，并未提及刘河中半个字。
他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
不到二十分钟，李善邦就到了。
五十六七岁，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脸上的皱纹堆叠着，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一些。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是一双旧布鞋，鞋帮子歪着，一看就是常年在野外跑的人。
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
他一进门，目光在会客室里扫了一圈，先看见郭先生，点了点头，又看见钱先生，叫了声“钱所长”，然后走到长条桌旁。
当他目光落在刘国清身上时，正要被孔鸣招呼着坐下，刘国清已然站起来，伸出手去握了握。
“李教授，久仰大名。一机部的刘国清。”他把自己的身份摆得很低，没有提自己是司长，只说是一机部的。
在真正的专家面前，职务算个屁。
李善邦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手稿，摊在桌上。
“郭所长，您说的事我听了，觉得很有必要。不瞒各位，这两年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苏联的烈度表是按他们的地质条件制定的，拿到中国来用，有些地方对不上。比如同样等级的烈度，在苏联造成的破坏小，在中国造成的破坏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土质结构不一样，建筑标准也不一样。”
他翻开手稿，那是一沓厚厚的手稿，封面已经磨损，边角卷曲着，看得出来翻了无数遍。
字迹密密麻麻，有些地方用红笔改过，有些地方贴着纸条。
“我在编一个新的烈度表，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加进去。华北平原地震带，历史上发生过大地震，唐山地区就在这个带上。你问我按多大的烈度设防，我的意见是——八度！而且至少八度！！”
会客室里又安静下来。
刘国清靠回椅背上，端着茶杯没喝，心里想着八度这个数字。
按现下的规范，一般工业厂房的设计烈度在五六度之间。
八度，意味着要把这个标准往上提一大截，意味着地基要更深，结构要更牢，钢材要用得更多，造价要往上翻。
但他没反驳。
李善邦是这一行的专家，他说八度，一定有他的道理。
而且，根据他上一世的的经验，甚至八度都少了。
郭先生接过李善邦的手稿，一页一页地翻。
翻到后面，拿起桌上的笔，在空白处写了几行算式，推过来给李善邦看。
李善邦看了，点了点头，又拿起笔在旁边写了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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