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被你们叫作懒汉的人，我见过。一个老妇人，手指都变形了，扯了几十年的麻绳。她懒吗？一个年轻人，腿被石头砸断了，站久了就疼，干不动采石场的活。他懒吗？”
他顿了顿，目光从那几个先生脸上扫过。“他们没有懒。他们只是老了，伤了，干不动了。你们的马车夫老了，你们会给他一口饭吃。你们的马跑不动了，你们会把它卖掉。可这些人老了，伤了，你们说他们是寄生虫。”
那几个先生没有说话。胖先生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呛了一下，咳嗽了几声。没有人接话。老记者也没有再说。他把杯里剩下的酒喝完，站起来，拿起帽子，走了。
杰克·萨瑟兰是在那间济贫院的院子里，听克劳福德说起这件事的。
克劳福德站在那棵刚种下不久的小树旁边，手指轻轻碰了碰那几片嫩叶子。“《纪事晨报》的布莱恩先生，您认识吗？他前几天来过。在俱乐部里跟人吵了一架。”
他把那个老记者说的话，一句一句地告诉了杰克。他说得不快，可每一个字都记得很清楚。那个老妇人的手指，那个年轻人的腿，那些被叫作懒汉的人。他说完了，看着杰克。
杰克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棵小树，看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布莱恩先生，在俱乐部里，替那些不会说话的人说了话。”
他把笔记本合上，抬起头。阳光从那些新换的玻璃窗里透进来，照在院子里，把那棵小树的影子投在地上，细细的，长长的。风一吹，影子就晃。
***
玛丽的激动来得毫无预兆。
那天下午她原本只是坐在书房里，翻着加德纳舅舅刚送来的账本。英格兰银行的保险柜里，金条又多了几排。
舅舅的字迹一如既往地工整，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买入价格，重量，成色，存放编号。
他把这些数字像码积木一样码在纸上，让玛丽一目了然。
她看完，合上账本，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薄薄的，落在书桌上，把那些稿纸照得发亮。
她想起那些年，在朗博恩的书房里，一个人对着蜡烛写那些故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的钱会多到要专门租一个保险柜来存放。
不是金币，是金条。金灿灿的，沉甸甸的，一块一块码在那里，像一堵永远不会倒塌的墙。
可她觉得，墙砌好了，该做点别的了。
股市那边她已经不太看了。那些数字还在涨，运河股票，康沃尔铜矿，南美矿业，都在涨。
可涨幅越来越慢了，像一个人跑累了，喘着气，步子越来越小。
她知道那个人迟早要停下来的，也许还会摔一跤。
可她已经把该卖的卖了，剩下的，让它们慢慢出清。
加德纳舅舅每个月来一次，把那些卖掉股票换来的金条存进保险柜，然后把数字记在那本越来越厚的账本上。她放心。
她放心了，脑子就空出来了。空出来的脑子，就开始想别的事。
她想起那些年她收到的信。
那些从伦敦、从利物浦、从曼彻斯特、从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小镇寄来的信。
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潦草，有的写在厚厚的信纸上，有的写在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
写信的人有女人，有男人，有年轻的，有年老的。他们都说同样的话——“我也在写。可我找不到人出版。”
她想起那些信里的故事。一个女人写她在工厂里看见的事，那些女工的手，那些被棉尘堵住的肺，那些在机器旁边站着睡着的人。
一个老人写他年轻时在海上漂流的经历，那些风暴，那些岛屿，那些他说不出名字的鱼。
一个年轻男人写他家乡的传说，那些在林子里游荡的鬼魂，那些在月圆之夜会变成狼的人。
她不知道那些故事写得好不好，她只知道，那些信纸上的字，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像写信的人把所有的力气都压在了笔尖上。
可他们没有钱，没有门路，不认识出版社的人。
他们的故事，只能躺在那些信纸上，躺在那些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躺在抽屉的最底层，永远没有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