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因为没有新币，无法进货，也无法卖出商品，只能关门歇业；百姓因为没有新币，无法购买生活用品，只能自给自足，原本繁华的集市，变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更荒唐的是，因大小泉的比值失衡，民间私铸钱币的现象变得愈发猖獗。很多人发现，将“小泉直一”熔铸成“大泉五十”，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一枚“小泉直一”重一铢，五十枚“小泉直一”重五十铢，熔铸之后，可以铸成四枚多“大泉五十”（一枚“大泉五十”重十二铢），而四枚“大泉五十”，可以兑换两百枚“小泉直一”，一本万利，获利数十倍。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无数人铤而走险，开设私铸作坊，大规模铸造“大泉五十”，甚至有一些官吏，也暗中与豪强勾结，参与私铸，牟取暴利。私铸的“大泉五十”，用料足、工艺精，比官铸的“大泉五十”还要规整、可信，百姓宁愿使用私铸的假币，也不愿使用官铸的新币。
王莽得知私铸泛滥的消息后，震怒不已，他认为，私铸钱币，是对他权威的挑战，是破坏币制改革的罪魁祸首，于是，他颁布了更为严厉的严刑峻法：私铸钱币者，斩首示众，家人连坐，流放边疆；知情不报者，与私铸者同罪，同样斩首示众；甚至连使用私铸钱币者，也将被处以重罚，没收家产，贬为奴隶。
一时间，长安城内，人人自危，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官府的兵丁，搜查私铸作坊，抓捕私铸者。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被斩首示众，尸体堆积如山，鲜血染红了街道，可即便如此，私铸钱币的现象，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因为百姓们已经对新币失去了信任，官铸的新币劣质不堪，无法流通，而私铸的假币，反而更加实用，百姓们为了生存，只能冒险使用私铸的假币；而那些私铸者，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也不惜冒着杀头的风险，继续私铸。官吏与豪强勾结，相互包庇，官府的搜查，往往只是走过场，抓一些底层的百姓凑数，真正的私铸大户，却逍遥法外，依旧大肆私铸，牟取暴利。
此时的新朝，货币体系已经开始崩溃，市场秩序混乱不堪，百姓怨声载道，民怨暗生，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
三、第三次改币（公元 10 年，始建国二年）：宝货二十八品，混乱巅峰
始建国二年（公元 10 年），王莽见大小泉推行受阻，民间私铸泛滥，市场秩序混乱不堪，非但没有反思自身政策的失误，反而认为，是自己推行的币制不够完善，不够贴合古制，于是，他脑洞大开，推行了史上最荒唐、最复杂的“宝货制”，将币制混乱推向了巅峰。
此次改革，王莽照搬《周礼》古制，声称要“恢复上古三代的币制，实现子母相权，均平财富”，他发行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货币，囊括了金、银、铜、龟、贝五种材质，六种形态，二十八种面值，其复杂程度，堪称古今罕见，别说普通百姓，就连朝中的大臣、铸钱监的官吏，都难以理清这些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
所谓“五物”，就是五种货币材质，分别是金、银、铜、龟、贝；“六名”，就是六种货币形态，分别是泉货、布货、龟宝、贝货、金货、银货；“二十八品”，则是二十八种不同面值的货币，具体分为：泉货六品、布货十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
其中，日常流通的主要是铜质的“六泉十布”，这也是百姓接触最多、最混乱的一部分：
泉货六品，均为圆形方孔钱，按照面值从小到大，分别是：小泉直一（重一铢，面值1）、幺泉一十（重三铢，面值10）、幼泉二十（重五铢，面值20）、中泉三十（重七铢，面值30）、壮泉四十（重九铢，面值40）、大泉五十（重十二铢，面值50）。
布货十品，均为铲形布币，按照面值从小到大，分别是：小布一百（重十五铢，面值100）、幺布二百（重十六铢，面值200）、幼布三百（重十七铢，面值300）、序布四百（重十八铢，面值400）、差布五百（重十九铢，面值500）、中布六百（重二十铢，面值600）、壮布七百（重二十一铢，面值700）、弟布八百（重二十二铢，面值800）、次布九百（重二十三铢，面值900）、大布黄千（重二十四铢，面值1000）。
除了铜质的“六泉十布”，还有金、银、龟、贝四种材质的货币，这些货币的面值更高，换算也更加复杂：金货一品，为黄金，重一斤，面值10000；银货二品，分别是朱提银（重八两，面值1580）、它银（重八两，面值1000）；龟宝四品，按照龟甲的大小，分为元龟、公龟、侯龟、子龟，面值从2160到30不等；贝货五品，按照贝壳的大小，分为大贝、壮贝、幺贝、小贝、贝，面值从216到1不等。
这套“宝货制”，繁琐复杂到令人发指，二十八种货币，材质不同、形态各异、面值悬殊，换算规则晦涩难懂，没有纸笔、没有算盘，根本无法计算。而且，王莽还规定，这二十八种货币，必须同时流通，百姓交易时，必须按照官方规定的比价，进行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