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德途经莫斯科，国际上又掀起一轮“调停”声浪。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奉命来探口风，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有条件议和”。
会谈中，高斯反复强调“战争的代价”，说美国人民不希望被拖入远东的泥潭，说中国应该“现实一点”。
蒋石安的眉头越皱越紧。他知道高斯的背后是白宫，他不能当面顶撞。可那些话，他一句也不想听。顾言慧坐在侧方，手里的记录本摊开着，笔尖悬在纸上，一直没有落字。
高斯又开始了：“大元帅，战争对任何国家都是巨大的消耗。中国的损失，我们非常同情……”
顾言慧忽然放下记录本。她没有请示蒋石安，没有等任何人示意，直视高斯：“大使先生，请问美国在一战中的代价是什么？”
高斯一愣：“……十一万人伤亡。”
“死亡十一万人。”顾言慧纠正他，“美国付出了这个代价，才换来了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的席位。”
高斯的眉头皱了起来。他预感到接下来不会是什么好听的话。
顾言慧没有给他躲避的机会：“我的意思是，中国正在付出比那大十倍的代价。我们不是在替自己打仗，是在替所有还没有被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在打头阵。”
她顿了一下，目光平视高斯：“如果今天中国垮了，明天美国面对太平洋的，就不再是调停，而是日本的炮舰。”
高斯的脸色变了。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对上顾言慧那双平静的眼睛，竟一时找不出反驳的话。
蒋石安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没有看顾言慧，也没有看高斯，只是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那姿态，像是默许，又像是纵容。
高斯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端起茶杯，说了一句：“顾小姐的英文，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顾言慧微微颔首，端起自己的茶杯，低头抿了一口。她没有再说话。她知道，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那场会谈之后，高斯再也没有提过“议和”二字。
顾言慧在重庆的几年，没有上过前线，没有开过一枪。可她打的仗，一点不比前线少。每一次外事会谈，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她用一口流利的英文，替蒋石安说出那些不便说的狠话，她用女性的敏锐，捕捉外宾话语里的陷阱，她用顾家女儿的身份，在那些男人主宰的外交场合里，争得一席之地。
那些年，她见过罗斯福的特使，见过丘吉尔的外交大臣，见过斯大林的代表。她在这些世界级人物面前，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有人问她：“顾言慧，你怕不怕？”
她想了想，说：“怕。怕说错话，怕给国家丢脸。可我更怕不说。不说，他们就真的以为中国好欺负了。”
她的犀利，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是替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说出那些年最想说、却没人敢说的话。
而她一个女人，站在那个位置上，说出那些话——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她让那些洋人知道，中国不是只有男人能打。女人，也能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那天晚上，重庆全城放鞭炮。顾言慧站在外交部大楼的窗前，看着满城烟火，站了很久。她想起那些在轰炸中死去的人，想起那些在难民队伍里走散的孩子，想起那些她再也见不到的面孔。
战争结束了。可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
1949年，顾言慧选择留在了大陆。她没有去台湾，也没有去美国。她留了下来，在新中国的外交部继续做她的翻译。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走，她说：“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家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后来，她在北京的外交学院教书，教了一辈子的翻译。她的学生遍布外交战线，有的做了大使，有的做了参赞，有的做了同声传译。他们提起顾先生，都说：“顾老师教给我们的，不只是翻译的技巧，是怎么做一个中国人。”
晚年的顾言慧，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小院里。院子里种着一棵海棠树，是她从旧居移栽过来的。每年春天，海棠花开，白的像雪。她搬一把藤椅，坐在树下，喝茶，看报纸。
有时候有学生来看她，她就留他们吃饭。饭桌上，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外头的事，她在旁边听着，偶尔插一两句嘴，句句都在点子上。学生们私下说，顾老师这辈子，嘴就没饶过人。
有一年，一个学生问她：“顾老师，您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
她想了想，说：“最得意的事啊……”她顿了顿，“大概是在黄山官邸，把英国大使怼得说不出话吧。”
学生们都笑了。她也笑了。
她走的那天，也是春天。海棠花开了满树，白的像雪。她躺在床上，握着外孙女的手，说：“我顾言慧一辈子，可没吃过亏。”
窗外，风轻轻吹过，海棠花花瓣飘下来，落在窗台上，落在她的窗前。
那个叫顾言慧的好女子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