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这么多老百姓，他顾言深敢开炮？他不要名声了？”
副官没敢接话。
闸北的商铺老板们不在乎陈梅生怎么想，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天下午，上海总商会的朱会长就带着几个董事，坐着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了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
朱会长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穿着一件深色的薄绸长袍，手里拄着一根红木拐杖，说话慢条斯理的，可每一句都戳在洋人的软肋上。
“闸北与租界仅一街之隔，”他对工部局总董说，“若战火蔓延，流弹飞入租界，伤及侨民，贵局如何向各国领事交代？若难民潮涌，数万人冲进租界，贵局的巡捕能拦得住？若洋行受损，贵局的保险能赔得起？”
工部局总董是个英国人，姓史密斯，留着两撇修剪整齐的胡子，穿着一件笔挺的西装。他听完朱会长的话，沉默了半分钟，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给我接英国领事馆。”
电话还没打通，门外又进来一个人，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也是总商会的董事。他带来了一份更紧急的消息，闸北的商铺如果被炮火摧毁，各家银行在闸北的抵押贷款将变成坏账，总额超过两百万两白银。这笔账，银行不会自己吞下去，他们会找工部局、找领事馆、找各自国家的政府。
史密斯放下电话，脸上的表情变了。
他当然不在乎陈梅生，更不在乎顾言深，他在乎的是两百万两白银的坏账，是侨民的安全，是洋行的财产，是租界的稳定。
当天晚上，工部局召开紧急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为了保护租界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授权租界巡捕房出动马队，并征调万国商团，进入闸北维持秩序。
万国商团是租界的武装力量，由各国侨民志愿组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名义上是商团，实际上是一支正规化的军队，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几门小炮。他们平时只在租界内巡逻，从不进入华界，可这一次，工部局破了例。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闸北的街口就响起了马蹄声。
一百多匹高头大马，骑手清一色的英国巡捕，头戴钢盔，身穿卡其布制服，腰别左轮手枪，手里提着马棍。马蹄踩在石板路上，咔咔咔咔地响，震得街两旁的窗户纸都簌簌地抖。在他们身后，是五百多名万国商团队员，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各国面孔都有，穿着各自的军装，扛着步枪，排着整齐的队列，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闸北。
陈梅生站在绸缎庄二楼的窗户后面，看着楼下街道上的这一幕，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地褪了下去。
他看见英国巡捕的马队封锁了所有路口，看见万国商团的大兵端着枪冲进每一栋楼房，看见自己的士兵被缴了械，步枪被堆在街角，刺刀被卸下来装进木箱，机枪被从屋顶上抬下来，一挺一挺地码在卡车上。
陈梅生的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指节泛白。他想冲下去，想拔枪，想跟这些洋人拼命。可他的副官死死地拉住了他。
“司令，不能动！动了就是国际事件，到时候连黄先生都保不了咱们！”
陈梅生僵在那里，一动不动。
街对面，炮管还在日光底下亮闪闪的，像两只冰冷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他。
他以为自己退到闸北，拿老百姓当盾牌，就安全了。可顾言深根本没打算跟他打。而是直接绕过了他，掀了桌子。
英国巡捕、万国商团、工部局的决议、总商会的施压。这些东西像一张大网，从四面八方罩下来，他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楼下，万国商团的大兵已经冲进了绸缎庄。楼梯上咚咚咚地响，门被一脚踹开。
陈梅生看见门口站着两个英国兵，金发碧眼，手里端着李恩菲尔德步枪，刺刀在晨光里闪着冷光。在他们身后，是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华人翻译，手里拿着一张纸。
“陈先生，工部局命令您和您的部队在四小时内撤离闸北。所有武器交由万国商团封存。您本人必须离开上海，不得停留。”
陈梅生没有动。
翻译又往前走了一步，把那张纸放在桌上。纸上盖着工部局的印章，还有一个签名，史密斯的花体英文。
“陈先生，这是最后通牒。如果您拒绝，万国商团将采取强制措施。”
陈梅生的手从枪套上松开了。他低头看了看桌上那张纸，又抬起头看了看窗外的炮管，看了看街上的马队，看了看那个站在门口、面无表情的英国兵。
他慢慢地坐了下来，坐在一把红木椅子上，双手撑着膝盖，低着头。
“我走，”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可我的人——”
“你的人可以跟你走，”翻译说，“但不能带武器。所有的枪、炮、弹药，全部留下。”
陈梅生没有再说话。他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窗外，制造局方向的天空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转过身，跟着那两个英国兵走下了楼梯。
院子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