璐后来不愿意再提。此人二十六七岁，长得极其英俊，一米八的个子，剑眉星目，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说话温柔体贴，做事周到细致。潘驴邓小闲，只差一个“邓”——没钱。可梁璐不缺钱，她缺的是一个能配得上她的男人。
这个孙老师就是那个男人。
他对梁璐好。好得不像真的。每天早上在她办公桌上放一杯热牛奶，下雨天给她送伞，天冷了帮她披外套。记得她喜欢的颜色，记得她爱吃的零食，记得她随口提过的每一句话。梁璐活了三十四年，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这样对待过。她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
她陷进去了。
梁群峰那时候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对女儿的婚事早就不抱希望。听说女儿终于有了意中人，让人查了一下孙老师的底细——安徽农村出来的，父母是农民，家里兄弟姐妹五个，他最小，靠全家供着读完了大学。梁群峰皱了皱眉，但没说反对。女儿都三十四了，还能挑什么？
梁璐不在乎。她觉得孙老师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他有高育良的才气，有高育良的温柔，有高育良的体贴，而且比高育良年轻，比高育良英俊。她终于嫁得比吴惠芬好了。
但是，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女人，出现一个完美符合你所有预期的男人出现在你面前，百分百就是骗子。
这并不以阶级为转移。因为更高阶级的女人，她的预期也会越高。
她帮孙老师出了国。利用梁家的关系，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访问学者项目，全额资助，为期两年。孙老师走的那天，在机场抱着她，说：“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他没有回来。
三个月后，梁璐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信里说，他遇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的人，希望她原谅。信写得很客气，很礼貌，像一封辞职信。
梁璐把那封信撕了，又捡起来拼好，又撕了，又捡起来。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瘫坐在地上，哭了一整夜。
然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两人早就偷吃了禁果。她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胎儿情况不太好，建议她卧床休息。她没有休息。她不敢休息。一停下来就想哭，哭得停不下来。
一个多月后，她流产了。医生说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梁璐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瘦了二十斤。吴惠芬每天都来看她，给她带汤，陪她说话，帮她擦眼泪。
“惠芬姐，”梁璐抓着她的手，声音沙哑，“我是不是很傻？”
吴惠芬摇摇头：“不是你傻，是骗子太狡猾。”
“我还能找到更好的吗？”
吴惠芬：“能。当然能。”
梁璐信了。
出院之后，梁璐又恢复了上班。她瘦了很多，也老了很多。走在校园里，回头率没那么高了。那些年轻的男生看她的眼神，从敬畏变成了同情。她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议论她——“被人骗财骗色，还打掉了孩子。”这话传到她耳朵里，她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她开始频繁地去高育良家找吴惠芬聊天，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高育良那时候已经是系副主任了，家里常有学生来往。梁璐喜欢那种热闹，喜欢被人叫“梁老师”，喜欢坐在吴惠芬旁边，听年轻的大学生们聊天。
就是在那时候，她注意到了祁同伟。
祁同伟政法系的学生会主席，经常来高老师家。小伙子长得精神，浓眉大眼，身板笔直，说话做事有一股子英气。梁璐第一次见他，是在高育良家的客厅里。祁同伟坐在沙发上，听高育良讲一个什么案子，听得入神，眉头微微蹙着，像一座山。
梁璐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个年轻人，像极了年轻时候的高育良。不，比年轻时候的高育良更英俊，更有朝气，更有野心。他的眼睛里有火，烧得旺旺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池中之物。
梁璐开始注意祁同伟。每次去高育良家，都希望他在。他不在的时候，她会问吴惠芬：“那个政法系的学生今天怎么没来？”吴惠芬说：“忙吧，学生会的活动多。”
梁璐开始找借口跟祁同伟说话。问他学什么专业，问他毕业后有什么打算，问他对政法工作有什么看法。祁同伟回答得很得体，不卑不亢，既没有因为她是高老师的朋友而刻意讨好，也没有因为她是梁书记的女儿而格外恭敬。
梁璐更心动了。
她找吴惠芬商量。
“惠芬姐，你觉得祁同伟这个人怎么样？”
吴惠芬看着她，目光里有一丝复杂的东西一闪而过。
“挺好的，”她说，“很有前途。”
“你说……”梁璐犹豫了一下，“他会不会……”
她没有说完，但吴惠芬听懂了。
“璐璐，”吴惠芬的声音很温柔，“你比他大多少？”
“十岁。”梁璐说，声音低了下去。
“那……”
“我知道。”梁璐打断她，“可我觉得他不会介意。你看他对我，从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