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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5月。巴黎。
朱利安·莫罗在天亮之前站在蒙马特高地的院子里，面前是整整一车玻璃瓶。不是几十只，是三千只。从里昂的玻璃工坊运来，用干草和麻布层层裹着，装了十二辆马车，最后一辆昨天半夜才到。车夫说索恩河涨水，渡口淹了，只好绕了很远的路，多走了两天。瓶子在运输途中碎了不到一百只——比前年好了很多，前年同样路程能碎掉三分之一。里昂的玻璃匠人学会了在瓶底加厚一圈，和索菲在巴黎自己用的那种一样。
三千只空玻璃瓶在晨光里码放在院子墙根下，十二辆马车排到坡道拐弯处，车夫们裹着毯子睡在车板底下。马匹卸了辕，拴在临时搭的木桩上，安静地嚼着干草，偶尔打个响鼻，喷出的白气在五月凌晨的凉意里凝成一小团雾。
大军要出发了。不是去意大利，不是去莱茵河，是去东边——远征莫斯科。消息从陆军部传出来，穿过圣多米尼克街，穿过塞纳河上的桥，穿过中央市场凌晨卸货的嘈杂，一路传到蒙马特高地。五月初的巴黎到处是马蹄铁敲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到处是穿着不同番号制服的士兵在街角告别，到处是母亲把手里的黑面包塞进儿子行军袋里时用手背擦眼睛的动作。
阿佩尔工厂接到的订单不是几百瓶，是第一批一万两千瓶。牛肉，猪肉，鸡肉。陆军部军需处把整份合同放在阿佩尔先生桌上时，那个戴眼镜的军需官把手指按在交货日期那一栏，敲了三下。“第一执政说，大军靠胃行军。这批罐头要跟着辎重队走到莫斯科。不是走平地，是翻阿尔卑斯山，过波兰沼泽，走俄罗斯平原。瓶子碎一瓶，就少一瓶。少一瓶，就有一个士兵饿一天肚子。饿一天肚子，就可能在下一场战役里举不起枪。”
阿佩尔先生没有立刻签。他看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然后摘下眼镜，用围裙角擦了擦，重新戴上。“我有个条件。所有罐头在出厂前都要贴上封条，注明日期、批次、食材、盐量。不是给军需官看，是给吃它的那个人看。”
军需官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朱利安从那天起就没怎么睡过觉。他和威廉轮流守夜控火——铜锅不能停，从早煮到晚，一批一批的牛肉切好、焯水、装瓶、密封。索菲把石板上的配方重新整理了一遍，每一种肉都标注了最短煮沸时长和标准盐量，但她在最后加了一行字：“以上所有数据均需在实际操作中根据食材状况、当日气温、火候强弱重新判断。配方是指南，不是铁律。”她把这张配方表抄了几十份，贴在每一个灶台旁边。
埃莱娜在五月七日从陆军部地图室带来了远征的确切日期：五月十五日。只剩八天。她说，拿破仑亲自下令，辎重队要在先锋骑兵出发后三天内跟上。第一批罐头必须在此之前交出，否则整支援军将没有任何热食储备。她把日期写在石板最上方，旁边画了一只鹰——不是陆军部的鹰，是拿破仑军旗上的鹰，双翼展开，爪握闪电。
威廉把八天分成了三班。每四个时辰换一次人，灶火不灭，铜锅不歇。从巴黎中央市场采购的牛肉、猪肉、鸡肉量太大，摊主们半夜就派马车往蒙马特高地送。肉铺区的屠夫把整扇牛直接挂在阿佩尔工厂后院的铁架上现宰现分。朱利安站在铁架前，把每一扇牛肉都摸过一遍——脂肪的颜色，肌肉的纹理，筋膜的走向。合格的送去切配，不合格的退回去。有一个屠夫送来的猪肉脂肪发黄，他退回去了。屠夫说：“大军要走了，还挑什么？”朱利安把手指按在那片发黄的脂肪上，说，“正因为是要走到莫斯科，才更要挑——这片脂肪在煨煮时会让汤汁发酸，长途颠簸后酸得更快。吃到它的那个人，不知道自己会死在冰天雪地里，但他应该知道，在他死之前吃的最后一顿饭，有人替他挑过。”
到第五天，第一批五千瓶罐头已经封装完毕，标签贴好，注明批次和日期。它们在长桌和临时搭起的木架上排成一条蜿蜒的弧线，从实验室里拐着弯延伸出来，一直码到院墙边缘。傍晚，阿佩尔先生随机挑了五瓶打开，闻，尝，用显微镜看汤汁涂片——显微镜是巴斯德还没发明的设备，但拉瓦锡的老朋友、巴黎科学院一个退休的光学仪器匠人按埃莱娜的草图手工磨了一套极简单的镜片，能把汤汁放大到能看见极细微的丝状物和点状物。五瓶都合格。
五月十二日，距离出发还剩三天。第一批八千瓶罐头已经用干草裹好装车，每一层之间垫着从波尔多运来的软木板，顶上盖着涂过桐油的帆布。辎重队派了十二个士兵来验货——不是军官，是最普通的士兵，因为他们才是跟着罐头走到莫斯科的人。其中一个脸上有一道从颧骨到嘴角的新伤，是在西班牙被马刀划的，伤口刚愈合，还泛着粉色。他蹲在马车前，用手摸裹瓶子的干草，摸垫层的软木板，摸帆布上的桐油，然后站起来，把一个东西放在朱利安手心里。一颗步枪子弹，锥形的，被摸得锃亮。他说，“这是我唯一能留的东西。给你。不是换，是记——如果我能走到莫斯科又走回来，来拿。如果回不来，它替我回来。”
朱利安把那颗子弹握在掌心里，金属是凉的，被这个脸上有伤疤的士兵的体温捂过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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