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他在巷子里住了几十年了，以前在城里摆摊，后来不让摆了，就回了巷子。他不收钱，只换东西。你拿什么他都换，不挑。巷子里的孩子都爱吃他的糖人，从小吃到大。有些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换糖人。”杨婶说着，笑了。“我家那小子，小时候也爱吃老孙头的糖人。每次听见巷口有动静，就知道老孙头来了，拉着我的手就往巷口跑。他最爱吃孙悟空，老孙头给他做过好几个孙悟空，他吃完了一个还要，老孙头就再做，从来不烦。”
“您儿子现在在哪？”
“在城里上班，不常回来。”杨婶的语气淡淡的，但小满听出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思念，不是抱怨，而是一种习惯了的、接受了的不舍。“他小时候，我在这个院子里喊他回来吃饭，喊一声他就跑回来了。现在喊他，他听不见了。不是耳朵听不见，是心听不见了。他忙，没时间听。”
小满沉默了一会儿。她想，也许有一天，她也会变成那样。忙，没时间听。但至少现在，她还有时间。她有时间听杨婶讲故事，有时间看老孙头吹糖人，有时间陪老吴和吴婶。这些时间不是挤出来的，是她给自己的。她辞了工作，来到雾巷，就是为了有时间。有时间慢下来，有时间听，有时间看，有时间陪。
“杨婶，老孙头有孩子吗？”小满问。
“有。一个儿子，在南方打工，好几年没回来了。老孙头也不提他，提了也不说想，就说‘他在外面好就行’。但每年过年，他都会在桌子上多摆一副碗筷。你说他不想？他想。他只是不说。”
小满想起周明远也在桌子上多摆一副碗筷。这些老人，他们表达思念的方式很相似——不说，不做，不闹，只是在桌子上多摆一副碗筷，在窗台上多摆一个无花果，在门口多留一条门缝。这些动作很小，小到可以被忽略，但它们是一种语言，一种只有懂得的人才能听懂的语言。
第二天早上，小满又去了巷口。老孙头已经在了，推车还是那个推车，炉子还是那个炉子，铜锅还是那个铜锅。他正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糖人，在做最后的修饰。今天做的是一只龙，龙的身体弯弯曲曲的，龙鳞一片一片的，龙须细细长长的，龙眼圆圆的。这个糖人比昨天那些都大，也复杂得多，老孙头做了好一会儿还没做完。
“孙师傅，今天做龙？”小满蹲下来，看着他做。
“嗯。巷子里的老陈要的，他孙子明天从城里回来，说要吃糖龙。老陈昨晚来跟我说的，让我今天做一条。”老孙头的手指在龙身上捏来捏去，把龙鳞一片一片地压出来。他的手指很灵巧，指甲剪得很秃，指尖有厚厚的老茧，但那些老茧不妨碍他做精细的活。
“陈叔的孙子？”
“嗯，老陈的孙子，在城里上小学，不常回来。每次回来都要吃糖人，最爱吃龙。老陈每次都说‘做个最大的’，老孙头每次都做，做完了老陈就拿着糖龙，站在巷口等他孙子。孙子从巷口跑进来，看见糖龙，高兴得跳起来。老陈把糖龙递给他，孙子接过去，舍不得吃，举着跑回家里，给他奶奶看。”
小满想象着那个画面——一个老人站在巷口，手里举着一条糖龙，等着孙子回来。孙子从巷口跑进来，喊一声“爷爷”，老人把糖龙递过去，孙子接过去，举着糖龙在巷子里跑，糖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条真的龙。这个画面每年都会重复，每次重复都是一样的——糖龙还是那个糖龙，孙子还是那个孙子，爷爷还是那个爷爷。但每次重复又不一样——孙子长大了一点，爷爷老了一点，糖龙的形状可能有了一点变化，但那份心意，从来没有变过。
老孙头做完了龙，把它插在推车上的一个木架上，等着糖凉了变硬。龙在阳光下闪着金黄色的光，龙鳞的纹路清晰可见，龙须微微翘着，像是在风中飘动。小满看着那条龙，觉得它不是糖做的，它是老孙头用四十多年的手艺、用对巷子里每一个孩子的爱、用对这门手艺的不舍，一点一点捏出来的。它不只是一条糖龙，它是老孙头的人生。
“孙师傅，您能教我做糖人吗？”小满问。
老孙头看了她一眼，笑了。“你想学？”
“想。”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
“我不急。”
老孙头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他的目光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审视，不是怀疑，而是一种确认——确认她是不是认真的。确认之后，他点了点头。
“行，我教你。但我不收徒弟，就是教你玩玩。你学得会就学，学不会就算了。”他从锅里舀起一小勺糖，倒在手心里，搓成一个圆球，递给她。“先学搓。把糖搓圆，越圆越好。搓不圆，后面什么都做不了。”
小满接过那个糖球。糖还是热的，有点烫手，但她没有松手。她用两只手的手心夹住糖球，开始搓。糖球在她的手心里滚动，软软的，黏黏的，像一团有生命的泥巴。她搓了一会儿，打开手，糖球不圆，是一个椭圆形，一头大一头小。
“不行，再来。”老孙头又舀了一勺糖，搓成球，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