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剪刀剪断线头，放下伞，抬起头，看着巷子深处，像是在找一个很久以前的答案。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烦过。”
“什么时候烦的？”
“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刚接我爹的铺子，天天做伞，从早做到晚，手都磨破了，腰也疼，眼睛也花。那时候巷子外面的人都去做生意了，挣大钱，开好车，住高楼。我呢，坐在巷子里做伞，一把伞卖几块钱，做一天还不够人家一顿饭钱。”他顿了顿，“那时候烦，烦得不想干了。”
“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一个老太太拿着一把伞来找我修。那把伞很老了，伞面都烂了，伞骨断了好几根，伞柄也裂了。我看了看，说这把伞修不了了，不如买把新的。老太太不肯，说这把伞是她男人送她的，她男人走了好多年了，她就剩这把伞了。”周明远的声音很低，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我花了两天时间，把那把伞修好了。老太太来取伞的时候，哭了。她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就那么哭，抱着那把伞，像抱着一个人。”
周明远停了一下，伸手摸了摸摊子上的一把旧伞。
“从那以后，我就不烦了。不是不烦了，是不想烦了。做伞这件事，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让人有个东西可以抱着，下雨的时候挡雨，出太阳的时候遮太阳，想哭的时候，有个东西可以哭。”
小满听着这些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她想起自己家里也有一把旧伞，是外婆的，黑色的，长柄的，伞柄上刻着一个“林”字。外婆去世后，她把那把伞带走了，一直放在出租屋的角落里，从来没有用过，也从来没有扔过。她不知道为什么留着它，现在她知道了——那不是一把伞，那是外婆留给她的一个可以抱的东西。
“周爷爷，您说的对。”小满说，“有些东西不是东西，是人。”
周明远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但小满觉得他听懂了。
她从周明远的摊子离开的时候，风小了一些。太阳升高了，阳光从东边照过来，把巷子照得一半亮一半暗。她拎着篮子继续往巷底走，经过老孙的照相馆时，老孙正好开门。他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夹克，领口磨得发白了，手里端着一杯茶，站在门口，看着天。
“老孙叔，早。”
“早。”老孙喝了口茶，眯着眼睛看天。“今天风大，但风大好啊，风大的天，照片洗出来干得快。”
小满笑了。她觉得老孙总能把任何事情都和照相扯上关系，这是一种职业病，也是一种热爱。一个人做一件事做了二十七年，这件事就会长进他的骨头里，他看什么都带着那件事的眼光。
她继续往巷底走，把盐和洗衣粉送到老太太手里。老太太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袄，虽然还没到穿棉袄的季节，但她好像很怕冷，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她接过东西，又从口袋里掏出两颗糖，塞进小满手里。还是那种水果硬糖，包装纸有点化了，黏在糖上。
“吃糖。”老太太说，声音还是那么小，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
小满剥了一颗放进嘴里。橘子味的，甜得发腻，但那种甜让她觉得踏实。她含着糖，走回巷子里，风把糖的甜味吹进鼻腔，她觉得整个人都是甜的。
送完货，她回到杂货铺，把篮子和收到的钱交给陈守安。陈守安正在柜台后面记账，看见她回来，抬头说：“今天风大，辛苦你了。”
“不辛苦，走路而已。”
小满搬了那把竹椅，坐到杂货铺门口。橘座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跳到她腿上，蜷成一团，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她低头看它，它眯着眼睛，尾巴盖在鼻子上，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她摸了摸它的背，毛很软，阳光晒过之后暖烘烘的，手感像一块上好的天鹅绒。
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在她脸上。她靠着椅背，看着巷子里的光与影。
阳光从老槐树的枝叶间漏下来，在青石板上投下无数细碎的光斑。风一吹，那些光斑就晃动起来，像一群金色的蝴蝶在跳舞。她盯着那些光斑看了很久，看得入了迷，觉得那不是光斑，是时间的形状。时间本来是无形的，但在这里，在老槐树的影子里，时间有了形状——它是一块一块的、金黄色的、会跳舞的。它从你的左边跳到右边，从你的前面跳到后面，你抓不住它，但你能看见它，能感觉到它从你身上流过，像水一样，温柔的，不留痕迹的。
“陈叔，”小满开口了。
“嗯。”
“您说，风有感情吗？”
陈守安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像是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他想了想，说：“有没有感情我不知道，但它会说话。”
“说什么？”
“说什么都有。有时候它在说‘慢点’，有时候它在说‘别怕’，有时候它在说‘该回家了’。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听不懂。”
小满觉得陈守安说得有道理。今天这阵风，就在跟她说“慢点”。不是用语言说的，是用它的温度和力度说的。它不大不小，不冷不热，刚好够让你放慢脚步，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