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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的里雅斯特
莱奥走了之后，炮台像丢了魂。
保罗每天早上去机库，把飞机推出来，擦蒙布，检查发动机，然后推回去。他不飞了。不是不想飞，是没地方飞。天空还是那片天空，但天空上有飞机了——不是他的，是军队的。双翼的，木头的，蒙着布，机身上画着黑色的铁十字。它们从北边飞来，往南边飞去，嗡嗡嗡的，像一群愤怒的马蜂。保罗仰着头看它们，心里说，我比你们早飞了十几年。
雅各布的咖啡馆还开着。客人少了，不是咖啡不好喝，是没人来了。年轻人都上了战场，老年人不敢出门，街上冷冷清清的。施密特每天来喝一杯，坐一上午，不说话。伊洛娜每天来写稿，坐一下午，也不说话。保罗每天来喝一杯，坐一会儿，然后去机库。
“科恩先生，客人少了。”保罗端着咖啡，坐在靠窗的位置。
“少了。”
“生意不好。”
“不好。”
“那您还开？”
“开。开了三十多年了，关不了。”
保罗看着窗外。街上有一个女人，穿着黑色的丧服，低着头，慢慢地走。她手里拿着一封信，大概是阵亡通知。保罗认识她，她是附近一个渔民的妻子。渔民叫马尔科——不是马尔科，是同名。马尔科去年秋天上了战场，去了塞尔维亚。再也没有回来。
“科恩先生，马尔科死了。”
“哪个马尔科？”
“渔夫。不是做咖啡的那个。”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死了很多人。”
“还会死更多。”
“也许。”
三月中旬，意大利向帝国宣战。的里雅斯特变成了前线。海面上出现了意大利的军舰，灰色的，炮口对着港口。帝国海军派了几艘驱逐舰来防守，但不够。意大利军舰太多了，打不完。士兵们说，的里雅斯特保不住了。官员们说，不会的，帝国会派援军。但援军迟迟不来，因为他们都在东线，跟俄国人打。
保罗站在机库门口，看着海面上的意大利军舰。他数了数，七艘。七艘灰色的船，像七只蹲在海上的狼。
“保罗，你在看什么？”施密特走过来。
“看船。”
“那是意大利人的。”
“我知道。”
“他们会打过来吗？”
“不知道。也许。也许不。”
施密特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你怕吗？”
“不怕。怕也没用。”
“那你的飞机呢？他们发现了，会征用。”
“藏在山洞里，没人找到。”
“找到了呢？”
“找到了，就给他们。给谁都是飞。”
施密特叹了口气。“你这个人，跟你莱奥叔叔一样。”
“哪里一样？”
“什么都无所谓。”
保罗笑了。“不是无所谓。是看开了。”
四月，伊洛娜收到了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信。信是从维也纳寄来的，很厚，有好几页。
“伊洛娜：
我在军队里。当了个团长，管三千人。在意大利前线，离你不远。隔着一片海。
战争不好。我每天看到死人。自己的兵，敌人的兵，平民。都死了。
你的书我读了。《萨拉热窝》，写得很好。但没人看。战争开始了，没人读书。
等仗打完了，会有人看的。
卡尔”
伊洛娜把信给雅各布看了。雅各布读完，把信纸折好，还给她。
“卡尔还活着。”
“活着。”
“他以前追过你。”
伊洛娜笑了。“追过。没追上。”
“为什么？”
“因为我在等的，不是你。”
雅各布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莱奥等了你一辈子。”
“我知道。”
“你等了他一辈子？”
“我也知道。”
他们看着窗外。海面上有一艘意大利军舰，正在开炮。炮弹落在港口里，溅起高高的水柱。轰隆隆的声音传过来，震得咖啡杯在桌上跳动。
“雅各布，你怕吗？”伊洛娜问。
“不怕。”
“你的手在抖。”
雅各布把手放在桌上。“好了。”
“你每次都这样。手抖，说不怕。”
“因为真的不怕。手抖是老了，不是怕。”
伊洛娜笑了。“对。老了。”
五月的第一天，施密特收到了马蒂奇的信。信是从克罗地亚寄来的，字迹比以前更抖了，几乎认不出：
“施密特：
我还在种土豆。八十八岁了，还能下地。腿不行了，蹲不下去。但还能站着。站着挖坑，站着撒种，站着埋土。收成一年不如一年，但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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