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建议权’的详细范围界定流程，及作者对涉及核心观点、主要案例框架的最终决定权条款。
3. 关于衍生权利（电子书、有声、海外、课程、工具包等），请提供具体的合作模式构想、版权分割比例建议及收益分配方案。
4. 基于以上三点，请给出贵社的最终版税报价（含阶梯条款）及预付金方案。
5. 请提供贵社标准合同范本，并标注可协商条款。”
邮件的最后，他写道：“我将基于各位提供的最终信息，进行量化评估，并于三日内做出决定。期待各位的专业回复。”
邮件发出，冷静、直接，将商业合作的本质袒露无遗。这不是文人式的惺惺相惜，也不是基于“感觉”的取舍，而是一场基于数据、条款和预期的理性博弈。贝西克坐在书桌前，屏幕的光映着他毫无波澜的脸。对他而言，选择出版社，与选择健康管理方案、选择屏蔽哪些社交关系一样，都是一个需要最大化长期收益、最小化潜在风险的优化决策。
堡垒之外，三家出版社的编辑，或许正为这封强硬而专业的邮件感到惊讶、头疼，或赞赏。堡垒之内，贝西克已经开始构建他的决策模型，准备将“木头思维”应用于这场关于“木头”自身命运的商业选择。而他的父母，这对“核心案例”的来源，则在客厅里，一个沉默地看着电视，一个心神不宁地擦拭着早已一尘不染的家具，等待着那本可能将他们最后一点隐私也曝露于外的书，被推向市场的脚步声，日益临近。